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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声音在房子里亮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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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家灯火》谈技术进入艺术的分寸 |

《万家灯火》中的“家”。

孩子们与《万家灯火》的大合影。作者供图
■张增增
编者按
6月底,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支持、艺术家张增增发起的社会参与式公共艺术项目“万家灯火”,在贵州省桐梓县羊磴镇正式呈现,面向公众开放。在这个艺术作品《万家灯火》中,张增增使用了录音、人工智能(AI)分析、灯光控制、三维扫描和数字平台展示等多种技术手段,但他说,技术进入艺术必须“节制”。本文是他对《万家灯火》的创作起点、制作过程以及技术使用的讲述,体现了他对技术进入艺术的尺度的审慎思考。
《万家灯火》的起点,来自我童年关于“没有家”的记忆,也来自多年跨媒介雕塑创作与乡村公共艺术实践中反复面对的一个问题:当艺术进入真实生活,技术究竟应该做什么。
2026年,380余位来自贵州、重庆的中小学生与家人共同制作小房子,并留下关于思念、等待和未来之家的录音。我用AI程序分析声音与语义中的情绪特征,依据色彩心理学建立的规则将其映射为色彩,让灯光随声音的音量与节奏明暗起伏;同时通过三维扫描将房屋转化为虚拟模型,与声音一同进入数字平台。
本文想讨论的不是技术越多是否越先进,而是技术如何在作品内部获得尺度:它应当助力一段经验被看见、被听见,却不能替代参与者自己的表达,更不能用效果遮蔽具体的人。对艺术家而言,真正重要的并非调用多少设备,而是判断哪些技术不可缺席、哪些效果必须节制,以及何时让技术退到作品之后。
请走进这片灯火
贵州省桐梓县羊磴镇,乡村美术馆2号馆的灯光暗下来以后,许多双手可以托起的小房子在展厅里亮着。它们高低不一,有的屋顶歪斜,有的墙上还留着胶痕。每座房子里都传出一段声音:有人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有人惦记父母在外面吃得好不好,有人唱起儿歌,也有人说着说着哭了。声音有轻有重,屋里的光随之明暗起伏,像在呼吸。
这件作品叫《万家灯火》。6月29日,它第一次在羊磴呈现。380余位参与者是来自贵州和重庆的学生,其中许多孩子长期与父母或亲人分开生活,也有很多来自家人难以聚齐的单亲家庭。他们和父母、祖辈或其他家人坐在一起,一家人制作一座房子,再留下一段关于家的声音。
房子没有统一图样,材料也没有统一要求。纸箱、木片、竹条、旧布、瓦片、纽扣和玩具零件都能使用。房子完成后,内部装入声音与灯光控制装置;录音经过AI程序分析,生成各自的色彩参数;播放时,光的亮度跟随声音的强弱、节奏和停顿实时变化。实体房子还被三维扫描,与录音一起进入我开发的电脑端和手机端网页。远看是一片光点,走近后能看见房子的形状,也能听见它保存的声音。
当这些房子同时亮起,我一直在展厅里调整音量、颜色和彼此之间的距离。技术可以让声音发光,让纸板房子进入数字空间,却无法替我决定一段哭声该播放到多响,也无法决定一座歪斜的房子是否应该被修整,跨媒介创作真正困难的部分,就是从这里开始。而我之所以如此在意这些分寸,与一段很早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家。天黑以后,我曾在县城里看见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每一扇窗后都像有一桌饭、几个人和一句“回来了吗”,却没有一扇属于我。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那些窗户仍留在记忆里。它使我逐渐把“家”理解为一种关系:有人等待,有人回应,一些琐碎的声音和动作被认真接住。
《万家灯火》并没有把这段个人经历放大成作品的中心。我更关心的是,怎样让许多家庭各自的经验同时出现。一个人的记忆可以成为创作的起点,作品最终要容纳比艺术家更广阔的生活。
一家人共同度过的半天
要让每个家庭的经验真正进入作品,第一步是把房子的决定权留给他们。我给他们定的规则很少:房子控制在双手可以托起的尺度,一家人共同完成,形状由他们决定。这个尺度让房子能够在普通桌面上制作,也让“家”与身体形成直接关系。它可以被捧起、转动、递给另一个人,始终保留着手做物件的亲近感。
制作往往从寻找材料开始。家里哪些东西可以使用,哪件旧物仍想留下,要经过商量。艺术家看见一块旧布,容易注意它的质感和时间痕迹;家庭看见的可能是一件还舍不得剪开的衣服。有人准备了许多旧物,真正动手时又一件件拿回去,因为盒子还能装东西,布料以后也许还用得上。也有人把老房子里保存多年的奖状、旧衣服或玩具零件放进房子。
有人先画图,有人拿起材料就做;一个人裁纸,另一个人扶住快要倒下的墙。对屋顶向哪边倾斜、窗户开多大,成年人和孩子会有不同意见。争论、等待、递剪刀、扶墙面、等胶干,这些细小动作构成了一段共处时光。
许多孩子平时通过电话和视频与远方的亲人联系。屏幕让见面变得容易,也让缺席显得更清楚。制作房子的半天时间无法解决长期分离问题,却真实改变了这半天里的相处方式。家人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对话,成年人需要听孩子解释自己的想法,孩子也会追问大人为什么坚持某种做法。平时由长辈单方面作决定的关系,在桌子边暂时变成了商量。
这段共同制作的经历本身就是关系上的修复,也是艺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种疗愈。它的证据很具体: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能够平等沟通,能够为了同一件事开心地笑,最后共同完成一个带回家或送入展厅的物件。作品的价值既在小房子里,也在他们真实度过的时间里。
因此,我没有把收来的房子重新修整成统一风格。有些门窗精细,有些屋顶过大,有些楼梯不知道通向哪里。胶痕、歪斜和不协调的材料记录着每个家庭做事的方式。统一颜色、校正比例,放在展厅也许更整齐,但参与者作出的决定却会被我的审美覆盖。
艺术家的工作并未因此减少。我需要把许多差异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哪些房子托高,哪些放低,彼此保持多远;观众从入口看见怎样的一片灯火,走到近处时又怎样发现一个具体的家。家庭决定一座房子的材料、形态和声音,我负责把这些彼此不同的判断整合成一件作品。参与者能够改变最终结果,共同创作才有实际意义。
让声音获得颜色和呼吸
房子保存了一家人共同制作的痕迹,录音则把他们关于家的声音带进作品。每座房子里的录音由父母或老师用手机完成,并取得了监护授权。这些声音没有被修成标准普通话,也没有清除所有杂音。口音、换气、犹豫、笑声和哭泣都留在里面。它们让人听见一个孩子怎样把话说出口,也让一座小房子拥有了自己的时间。
最初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怎样让观众在看见房子的同时感受到这段声音,而不是把录音当作附在作品旁边的一份说明。长亮的灯只能照亮物体,无法呈现一句话的长短、轻重和停顿。我需要光对声音作出回应,技术由此进入作品。
我基于色彩心理学中关于色相、明度、饱和度与情绪感受的研究,建立声音与颜色之间的映射规则。录音上传以后,AI程序分析音高、能量、语速、节奏、停顿以及语义倾向,再按照这些规则为每座房子生成色彩参数。AI完成分析和匹配,我负责设定色彩关系,并在现场逐一校准。于是,每座房子拥有相对稳定的光色;录音播放时,亮度又跟随声音大小和节奏实时起伏。
这套转换方式把声音中可以被分析的部分转化为光的条件,让一句原本看不见的话获得颜色、明暗和持续时间。一座房子的色彩来自录音,也带着我的审美判断。AI在这里承担计算和匹配任务,我把计算结果转化成展厅里的色彩关系,并决定光在什么时候退到声音后面。
展览现场,所有房子同时播放各自的录音。许多孩子的说话、唱歌和停顿汇在一起,像夜里从不同窗户传出的生活之音。如果每段声音保持同样音量,展厅很快会被填满,单个家庭之声也会消失在嘈杂中。我在房子之间反复走动,逐座设定最大音量。有的声音可以稍微靠前,有的适合在观众俯身时才被听见。观众需要移动、侧耳、蹲下,才能从整体声场中选择靠近某一座房子。
这里没有炫目的按钮和提示图标。身体的靠近就是观看的一部分。技术团队完成灯光、线路和现场安装,保证众多单元稳定、安全地运行;我调整声音、光色、距离和观看顺序。技术的可靠性构成作品的底层,观众最后感受到的仍是一座房子和一个人的声音。
数字空间延续了这层关系。我把每座实体房子进行三维扫描,将模型和录音放入自己开发的网页与后台系统。羊磴阶段的模型和声音已经进入电脑端与手机端页面,形成一片可以进入的数字灯火。纸板会老化,布料会褪色,展览也会拆除;三维模型保存房子的形状,录音保存孩子在某个时刻说话的方式。
数字化留下的是形状和声音。围桌制作时谁把剪刀递给谁、哪件旧衣服曾舍不得使用,仍然存在于现实相处之中。这恰好说明技术的作用:它延长一部分经验的可见时间,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仍有一些经验只能由人亲自完成。
技术的尺度来自作品内部
《万家灯火》同时使用了录音、AI分析、灯光控制、三维扫描和数字平台展示。技术看似很多,但我并不以设备数量或程序复杂度判断它是否成立。我只反复追问:它是否让“家”的经验变得更具体,是否让参与者留下的声音被更准确地感知。技术的尺度不在设备清单里,而在作品内部。
在《万家灯火》中,AI不可缺席,因为它帮助声音转换成光色;实时控制不可缺席,因为一句话的节奏需要在亮暗中展开;三维扫描和网页也有明确作用,它们使短暂的实体展览获得持续的数字形态。灯光的亮度、色彩的变化幅度和单座房子的音量则需要节制。光太强,房子会变成程序的显示器;声音太响,许多家庭会合成没有差异的声浪;色彩变化过度,观众先看到技术表演,后来才想起房子里住着谁的声音。
我理解的分寸,来自作品内部的需要。技术能够把原本难以感知的东西带入空间,它就有进入的理由;当它开始替参与者表达、替观众感受,或者把生活压成几种方便识别的效果,艺术家便需要停手。这个判断既关乎形式,也关乎伦理。声音属于孩子和家庭,算法只能处理它的特征;房子由家庭制作,艺术家要组织整体,却不能抹平他们的选择。
科学和艺术在这里承担不同的精确。程序要准确运行,线路要安全,参数要能重复调用;艺术判断处理的是声音之间的距离、一个人愿意公开多少、一段沉默需不需要被保留。前一种精确保证作品能够发生,后一种精确决定作品为何值得发生。二者相遇,技术才真正成为艺术语言。
我长期从事跨媒介雕塑创作、教学与公共艺术实践,并在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跨媒介创作”课程。《万家灯火》的完成,也让我重新回到课堂审视一个基本问题:当技术进入艺术,学生真正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光、电、声音、传感器、算法和三维扫描当然要学,但工具更新得很快。学生掌握一套软件,能够做出反应灵敏、画面流畅的装置,作品仍可能只停留在功能演示。
课堂首先要建立的,是艺术问题。比如,作品面对谁,为什么需要这项技术,参与者能够改变什么,观众的身体怎样进入,哪一部分生活经验值得被保存……学生回答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技术条件才会变得具体:声音怎样输入,灯光承担怎样的回应,反应需要多快,亮度达到什么程度,设备故障是否会破坏整体经验。
我越来越重视从最低限度的原型开始。先用一盏灯、一段声音或一个开关验证观看关系,再决定是否需要算法、联网和更复杂的控制。关系已经出现,技术便围绕它继续深化;关系仍然空洞,设备越多,外壳往往越完整,作品内部的问题也越难被看见。
艺术教育常常鼓励学生不断提升能力,我更希望他们练习删除和停手。一套成熟程序只增加效果,就应删去;自动化缩短了人原本需要完成的动作,就要重新判断;数据分析开始替一个具体的人下结论,技术就越位了。能够作出这些决定,比罗列使用了多少种设备更能说明一个学生是否形成了艺术判断。
在《万家灯火》的展厅里,线路、灯具、录音、程序、三维模型和网页共同支撑着作品。观众真正停下来的时刻,往往只面对一座略显歪斜的小房子,听见一个孩子慢慢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那句话响起时,屋里的光跟着声音轻轻变化。
技术让这句话有了颜色、呼吸和空间中的位置,随后退到它的身后。观众记住的,是一个家,是一个正在等待的人。对这件作品来说,做到这样,已经足够。
(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讲师、跨媒介艺术家)
《中国科学报》 (2026-09-04 第4版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