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

当前，我国教育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也在不断扩大。但在此形势下，基础教育学生为进入头部高校而展开的名校升学竞争却异常激烈，有些甚至到了极度扭曲的地步。

比如，国家明令禁止的课外学科补习线上线下依旧存在，而眼下更发展成为一种让学生通过校外补习提前完成校内学习内容的“预制娃”模式。由于直接针对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这种模式不仅吸引了众多学生及家长参与，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少重点中学对学生的分班以及教学进度等。

面对这类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名校升学竞争，大家都明白，问题绝非仅出在基础教育侧，学生向上发展的高等教育侧缺乏先进文化引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发展的进程中，学生及利益相关者对优质本科教育资源的追求已从过去的“一本升学率”发展到现在的“名校升学率”。过去人们争取“一本升学率”，更多是想获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甚至借此改变命运的机会，这种诉求也包含通过努力，以优异成绩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成分。而现在的名校升学竞争，各方关系主体都在用言行告诉学生，唯有考高分进名校，将来才可能有出息，而这里的“出息”仅指靠名校“标签”获得更多社会资源，过上富足生活。

这种对上名校的理解严重弱化学生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从“知识改变命运”向“文凭左右人生”的倒退。眼下，利益相关各方在名校升学竞争中，常会以功利目标激励学生，却很少提及名校学生理应具备的对崇高理想、信念、使命和志向的思考和追求。

真正的一流大学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还要以先进文化“再造人”，即把那些或怀有短视、利己心态，或囿于低技能、小生产理念，或遇事习惯等、靠、要的学生，再造为胸怀大志、富有社会责任感，能从事社会高科技、大生产，且适应市场经济的人。事实上，青年学生也只有养成这种舍“小我”、成“大我”的品格和气度，才会拥有发自内心的独立、自信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但遗憾的是，国内名校大多没有很好地重视大学文化建设，自然也难以肩负起弘扬先进育人文化的使命。

举例来说，国内名校每年都会投入巨额经费大打“招生大战”，而此举的出发点并非爱惜人才，是在于担心本校的招生分数排名落后于他校。为得到高分学生，有的名校给出高额经济补贴，有的高分学生干脆坐地起价。这种分数“买卖”不仅荒谬，更有失教育的尊严和体面。当下，也有名校的大类招生出现目的异化问题，其中的重要原因也与“招生大战”有关。名校用行动显示高考分数的价值，这又如何引导基础教育阶段师生不把分数视作一切？

再举例，名校会在许多场合介绍本校学生的考编、考公优势，这种隐性炫耀同样体现了名校主体文化内涵的肤浅。按理，名校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理应以自身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荣耀，但如果名校学生只想凭借名校资质而挤掉他人，过上体制内的安稳生活，虽然这是个人选择，但至少其人生追求的文化内核离真正的一流大学相去甚远。

数智时代，信息平权、知识平权和教育平权的教育生态正快速形成，对于人的发展而言，个体的终身学习热情、解决问题能力和综合素养等比名校光环更重要。而利益相关者之所以紧盯名校不放，无非放不下政绩等功利目的。在此背景下，要破解功利性名校升学竞争问题，更需从影响思想观念的文化入手。在这方面，高等教育侧的先进文化引导尤为关键。

一方面，名校要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国内名校看重大学排名并以此作为竞争一流大学的依据，但办学质量是一个多元、模糊和动态的复杂变量，本质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排名，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指标。真正决定一所大学精神高度和影响力的是大学文化，它们影响一代代大学共同体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成果，并由此向外辐射和传播。客观上，名校毕业生的精神面貌和事业追求深刻影响基础教育学生的升学选择。因而，名校要树立和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

另一方面，要真正将先进文化理念落实在高校分类发展上。必须承认，当下社会的非名校歧视现象还很严重，这也是功利性名校升学竞争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许多人想上名校就是为了将来能坐办公室，这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思想观念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各级各类人才，国家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也并非只出在研究型为主的名校里。当前，国家明确高校分类发展，还要将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等各类高校“纵向争先”创一流落到实处。国内各类别的一流大学越多，功利性的名校升学竞争越会失去意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