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面蒸发观测场鸟瞰。 王体瑶 摄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早上6点多从北京南站乘高铁，一个半小时到济南西，再驱车半个多小时，便到了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验站（以下简称禹城站）。

这条路，李发东走了16年。“没高铁时，要坐六个半小时火车。”他回忆说，“现在两个小时就到了，还能当天往返。”

路程虽然缩短了，但他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却日渐深厚。

从没想过会来这里

李发东是广西阳朔人，却与山东的这片田野打了20多年交道。

1996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他先后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在研究员杨永辉、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扎根生态研究领域。

2003年，第一次到禹城站时，李发东还在地理资源所读博，当时是陪同工程师维护通量仪器。“那时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这个站的站长。”他回忆说。

2010年，李发东从国外访学归来时，禹城站恰好需要一位做水同位素研究的科研人员，时任站长欧阳竹找到了他。那一年，李发东38岁。此后，他便与禹城站深度绑定——最初做副站长，2021年成为第七任站长。

刚回国时，他就住在站上，生活“特别规律”——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跑步，7点半吃饭，8点开始工作，经常和学生一起加班到晚上10点。过程虽然辛苦，但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创新中传承

在禹城站，李发东经常慨叹老一辈科学家的巧思。

1979年研制的日照时数观测仪，利用小孔成像在暗盒里描摹太阳轨迹，留下近半个世纪的光照原始数据；1985年建设的水面蒸发场，老一辈科学家自制千分尺，实现0.05毫米级高精度人工读数；1990年建设的大型称重式蒸渗仪，36吨土柱用50根钢丝吊起，通过定滑轮和动滑轮把力量分散，再通过机械刻度放大来读数。

“每一个装置都是当时条件下最聪明、最前沿的设计。”李发东说，“当时没有高精尖设备，他们就用智慧和巧干解决问题，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

如今，新的研究倒逼设备迭代升级。导师刘昌明叮嘱他：“实验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禹城站的实验延续下去，还要不断创新。”

李发东也是这么做的，他和站上新一代科研人员不断开发新的设备：自主研发激光自动观测装置，实现分钟级动态水面蒸发数据采集，大幅提升观测的连续性与精准度；革新传统暗盒小孔成像人工记录方式，依托智能识别技术自动描摹太阳轨迹、统计日照时数，实现光照数据智能化采集归档；开发多光谱智能化物候成像系统，面向多种生态系统的植被物候开展野外长期连续观测……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深刻改变华北平原的农业生产条件——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单次降雨超过150毫米的天数明显增多，持续干旱屡见不鲜。李发东心中有一张蓝图：持续完善禹城站从大气边界层到地下基岩的全域监测系统，打通空天地一体化的农田生态观测网，融入激光、智能识别等新技术，让老台站焕发新活力，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回答时代之问。

主动出击，迎接使命

李发东的研究方向是农田生态过程与环境影响。在禹城站，他依托长期观测数据，研究农田蒸散发、地下水与土壤水的交换、养分运移等过程。2025年，他主讲的“景观生态学”获评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优秀课程。

但他并不满足于“守着一亩三分地”。从2012年开始，他带领团队赴非洲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开展水和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如今，他又将目光投向中亚，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针对咸海流域周边的盐尘暴、耕地退化问题，输出全套节水控盐技术。他的团队里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的留学生。他还经常带着国外的专家参观禹城站的“传家宝”，介绍中国盐碱地治理路径。

如今，一年中，李发东有1/3的时间待在站上。其余时间在北京做研究、处理事务。高铁的便利让这种“双城生活”成为可能。“当天来当天回，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只要在站上，他每天必定会绕着整个园区走一遍。傍晚时分，他最爱独自走在麦田间的小路，看落日余晖铺满这片田野。“要用眼睛发现问题，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