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闪耀时》海报。作者供图

■林雪琪 姚利芬

7月25日，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即将公映。笔者近日提前观看了此片。这部电影将1970年的科研现场与2035年的宇宙航行编织进同一段时空坐标，讲述了一个跨越65年、由过去拯救未来的传奇故事。

影片上映之际，恰逢中国科幻产业营收连续3年突破千亿元、亟待完善自身发展体系的重要节点。它以回望的姿态提出一个命题：中国科幻，当如何建立自己的“历史自觉”？

所谓“历史自觉”，在于清醒地认知我们从哪里来、何以走到今天、又将如何开创未来。《群星闪耀时》摒弃了生硬的、背景板式的历史植入，转而让1970年与2035年两代人在时空中展开深情的“双向对话”。而这场跨时空对话的连接意象，便是至今仍在太空中运行的“东方红一号”。它犹如一位永恒的观察者，凝视着家国变迁，使过去与未来在浩瀚星河中遥遥相望，互为因果。

这种“双向对话”的叙事构思，源自创作者真切的生命体悟。编剧胡晓曦在接受采访中坦言，创作瓶颈期他曾路过中关村某小区，那里曾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寓所。在这些普通的居民楼下，他们也散步锻炼，也操心柴米油盐和儿女学业。这些平凡的身影，撑起了中华民族的科研大厦，他们倾尽心血推动科技前行，即便无人能预知成败。

影片将这份感悟化为动人的影像。20世纪70年代的科研人员并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挽救65年后3名航天员的性命，他们只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以虔诚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完成使命。这何尝不是中国航天乃至整个工业化进程的真实缩影？无数个体的默默奉献，汇聚成历史长河中的“必然”，而其中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未曾看到“有我”的硕果。

电影以科幻笔触让这份沉默的奉献在未来被“看见”，也彰显出“不知结局仍全力以赴”这一深植于民族血脉的质朴力量。当后来者回望这段历史时，无论走多远，都始终记得自己为何出发。这份初心，从不以个人得失为计量，所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正是这种精神最凝练的注脚：我们从来不是历史的“暴发户”，而是埋头苦干、接力前行精神内核的坚定继承者。

令人惊喜的是，《群星闪耀时》构建了一种迥异于早期西方科幻个人英雄主义与末世救赎的中国叙事。影片中的救援任务并非拯救全人类，而是秉持“不放弃每一名同胞”的信念挽救“自己人”的生命；化解危机的力量，也并非仰仗孤胆英雄，而是依托20世纪70年代无数人民群众的集体合作——会计、教师、售货员用算盘与稿纸进行海量计算，民兵与百姓分段修复电缆。

这些情节绝非向壁虚构，而是“两弹一星”工程中真实存在的历史记录。这种对集体力量的表达，既忠实再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昭示着这场进步本身就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接力长跑。当这样的叙事被呈现在银幕之上、被更多观众所感知，中国科幻便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面孔。

也许多年前曾有人质疑，“东方红一号”除却播放了28天的《东方红》乐曲，似乎并无实际用途，但它让全球每一台收音机都捕捉到了来自中国的信号，向世界宣告了一个古老民族自立于世的坚定决心。

这种务实的浪漫主义，是内敛的、坚韧的，扎根于自身发展根基的精神气质，恰如《群星闪耀时》之于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探索，彰显了中国科幻已走过学习与复刻的初始阶段，迈入创造与自觉的全新征程。

当影片结尾跨越时空的《东方红》旋律再次响起，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庄严叩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定义自己的来路，又将向何处前行？《群星闪耀时》让人们看到，中国科幻的真正成熟，不仅取决于工业体系的日臻完善，更取决于建立起深刻的历史自觉。一个民族的科幻想象，终究要扎根于这个民族的真实经历与精神血脉。当中国科幻开始自觉地回望来路，它的前路，必将愈加开阔。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