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近日，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在接受采访时证实，福耀科大理事会理事长曹德旺要求学校各院系逐步实现自负盈亏，做到“自己养活自己”。王树国回答的话很直白，也很有冲击力：如果一个院系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说明它没有真本事；如果研究的是真问题，又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

这番表态很快引发高教界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大学“等靠要”惯性、倒逼科研面向真问题的一剂猛药；质疑者则担心，大学一旦被自负盈亏的逻辑牵引，就可能把学术价值简单折算为市场收入，最终使大学变成企业研发部门的延伸。

我倾向于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复杂一点。福耀科大的院系自负盈亏，既不应被简单否定，也不宜被过度神化。它是一条逻辑自洽、条件特殊、边界清晰的新型大学发展路径。它的意义在于，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观察“应用导向大学如何真正嵌入产业体系”的制度样本；它的风险在于，这一路径如果被误读为所有大学都应遵循的普遍范式，就会对高等教育生态造成新的伤害。

自负盈亏背后的“问题导向”机制

曹德旺提出“自己养活自己”，表面上看是经费逻辑，实质上是评价逻辑。它真正要问的是，一个院系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回应真实的产业需求，能不能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能不能形成可转化、可应用、可验证的技术能力。

传统大学科研评价主要依赖同行评议、论文发表、项目立项、奖项成果等学术共同体内部机制。这套机制有其必要性，它保证了知识生产的专业性和学术判断的相对独立，但长期运行下来，也确实容易形成一种“内部循环”。

福耀科大的做法恰恰是从另一端嵌入一把尺子：研究不能只对论文负责，也要对真实场景负责；不能只在学术话语中成立，也要在产业系统中经受检验。

这一点与福耀科大的定位高度相关。该校从创办之初就不是一所传统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是一所面向产业需求、服务先进制造、突出应用研究的新型大学。它天然连接制造业现场，能够更早感知企业的技术痛点，也更容易围绕关键共性技术组织科研攻关。

因此，在福耀科大这样的制度场景中，自负盈亏并不是简单把企业逻辑强加给大学，而是把产业信号嵌入大学治理结构。它真正倒逼的是教师和院系从“做过什么研究”转向“解决了什么问题”，从“发表了多少成果”转向“形成了什么能力”，从“能否在学术系统中被认可”转向“能否在真实生产场景中被需要”。

这对应用型工科而言，具有明显的改革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一些工科院系并不缺论文，也不缺项目，但距离产业现场并不近；不缺概念，也不缺方案，但与工程实现还有很长距离。福耀科大的机制把教师推到真实问题面前，把院系推到真实竞争环境中，这种压力未必舒适，却可能有效。

“真问题”不等于“能变现的问题”

王树国那句“如果研究的是真问题，又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虽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也隐含着一个需要辨析的前提：真问题是否必然能够带来市场回报？

在应用工程领域，这个判断大体成立。然而，如果把这个判断扩大到整个学术体系，就会出现明显偏差。许多基础科学中的理论突破都是真问题，但并不能直接养活一个院系，价值也未必能通过市场收入直接体现。即便在工科内部，也并非所有真问题都能及时变现。

如果院系被过强的自负盈亏压力牵引，最理性的选择就可能是追逐短周期、可交付、见效快的项目，而不是投入长周期、高风险、不确定性强的探索。

因此，必须承认市场是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市场不是学术价值的唯一裁判。市场能够识别“现在有需求、马上能付费”的问题，却不一定能识别“今天看不见、未来很关键”的问题。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企业，恰恰在于它不仅要解决当下可见的问题，也要为尚未出现的问题储备知识、方法和人才。

如果把“真问题”简单等同于“能变现的问题”，大学就会失去一部分最重要的功能。真正成熟的大学治理，不是用市场逻辑替代学术逻辑，而是在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之间建立适配机制：应用研究可以深度接受市场检验，基础研究则必须保留相对独立的探索空间。

大学与产业研究院的边界

福耀科大引发争议的真正焦点不只是院系能不能自负盈亏，而且是究竟要成为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如果该校的定位是“大学形态的产业研究院”，那么自负盈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一种制度上的诚实。然而，“大学”这个名称本身承载着更复杂的制度期待。它既要服务产业，也要超越眼前产业；既要回应现实需求，也要保留自由探索；既要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也要培养具有完整知识结构、社会责任和公共判断力的人。

这就带来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福耀科大究竟是一所高度产业化的新型工科大学，还是一所具有完整大学功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如果是前者，院系自负盈亏逻辑相对清晰；如果是后者，就必须为基础学科、通识教育、人文社会科学和长期探索研究安排制度空间。

王树国以该校联合企业自主研制出超高精度贴装生产线为例说明机制有效，这个案例很有说服力，但也恰恰说明了适用边界。它属于典型的应用工科研发，需求明确、对象清楚、转化路径相对直接。可是，如果未来福耀科大要建设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基础学科，甚至要配置经济、管理、法学等支撑性学科，这些学科是否也要自负盈亏？如果要，它们如何养活自己？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它们不应存在？如果不要求自负盈亏，那么不同学科之间的治理逻辑又如何区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福耀科大模式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要引入市场机制，而在于它能否清楚划定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哪些院系应当更好地接受产业检验？哪些研究应当允许长期投入？哪些公共性学科需要学校整体托底？这些边界如果不清楚，自负盈亏就容易从改革工具变成治理压力。

不能泛化为高教改革的统一模板

福耀科大的制度实验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它自身是否可行，而是它会不会被简单包装成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方向。

近年来，应用型高校转型、产教融合、破“五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推进，其共同指向都是改变大学相对封闭的运行方式，增强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在这样的政策语境下，福耀科大模式很容易被解读为改革先锋：不等财政、不靠编制、不做空转研究，直接面向产业、面向市场、面向真实问题。

这个方向有其积极意义。中国高等教育确实需要一批更加贴近产业、更加擅长转化、更加敢于组织工程攻关的新型大学。然而必须看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不是单一生产线，而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不同类型高校有不同任务，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校。

如果把“院系自负盈亏”作为普遍改革方向，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基础研究会被压缩，长周期探索会被边缘化，人文社会科学会被低估，大学内部学科生态会被重新改造成“谁能赚钱谁重要”的结构。若所有院系都被要求直接自我造血，大学就会越来越像项目、公司，而不再是大学。

福耀科大模式之所以可行，恰恰因为它具备特殊条件：它是一所新创大学，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它定位集中，不追求综合性学科全覆盖；它有强产业背景和企业资源支持；它从一开始就围绕先进制造组织学科与科研。正因为这些条件特殊，才不能把它简单复制到所有高校。要求一所运行了几十年、承担多重公共职能、拥有完整学科体系的公立大学突然全面自负盈亏，那不是改革，而是拆解。

市场逻辑进入大学后如何设边界

与其争论福耀科大的自负盈亏是对还是错，不如追问几个更实质的问题。

首先，基础研究的空间如何保留？即便福耀科大高度面向产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基础研究。先进制造的背后，是材料、力学、控制、信息、数学、物理等基础能力。如果所有资源都流向短期可转化项目，学校早期可能取得亮眼成果，但长期创新后劲就会不足。因此，福耀科大需要回答：是否为基础性、前瞻性、长周期研究预留不被市场收入直接考核的空间？这部分经费从何而来？如何评价？规模多大？谁来决定？

其次，学科生态如何构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只由若干产业项目组成。它需要基础学科支撑，需要通识教育支撑，需要管理、法律、伦理、社会科学支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芯片产业等领域，技术问题往往也是组织问题、伦理问题、治理问题和制度问题。福耀科大如果只强调工程转化，而忽视这些支撑性学科，人才培养就可能出现结构性短板。

再次，教师的学术自由如何保障？自负盈亏机制会强化教师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但学术创新往往来自对非共识方向的坚持。很多突破早期不被市场理解，也不一定被企业需要。如果教师只能做企业当下愿意付费的问题，就很难孕育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

最后，成果评价如何避免新的单一化？过去我们批评“唯论文”，并不是为了走向“唯变现”。如果把论文数量换成转化收入，只是用一种单一标准替代另一种单一标准。即便在应用导向大学中，评价也应当是多维的：既看经济回报，也看技术难度；既看市场收入，也看社会效益；既看短期转化，也看长期能力；既看单个项目收益，也看学校对产业体系的系统贡献。

真正成熟的高教改革，不是把大学从一种单一评价推向另一种单一评价，而是让不同类型大学、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活动拥有相匹配的评价逻辑。能转化的，就鼓励转化；该长期积累的，就允许长期积累；需要公共投入的，就由公共资源托底；适合市场检验的，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总之，福耀科大院系自负盈亏，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次值得关注的制度实验。它用最直白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大学科研到底应当为谁服务，大学院系到底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应用型工科和产业技术攻关领域，市场信号确实比单纯论文评价更直接，也更能倒逼研究回归真实问题。曹德旺以产业家的经验和直觉设计这一机制，在福耀科大的特定条件下，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

因此，福耀科大模式值得尊重，但不宜神化；值得观察，但不能泛化。它可以成为新型应用研究型大学的一条特殊路径，却不能成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统一模板。对该校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它能否让工科院系实现自我造血，而是能否在强市场导向之下，仍然为那些暂时不赚钱但长期重要的研究，为那些不直接变现但支撑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学科，保留一片制度空间。

这片空间是大学与企业、大学与产业研究院之间最根本的分界线。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