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张端鸿

在当前高等教育治理的现实语境中，大学校长越来越像站在两种力量之间的人。一端是数字化、显性化、可比较的办学指标，那是资源配置与制度评价的“硬逻辑”；另一端则是缓慢生成、难以量化却关乎大学根本的育人使命，那是教育本真的“软秩序”。这并非“一个人”“两颗心”的分裂，而是行政管理逻辑与学术育人逻辑在同一主体身上的叠加与冲突，呈现出一种制度性张力。

这种张力首先源于评价权的外移。在过去，大学内部对质量的判断更多依赖学术共同体的声誉与同行评价，而今天越来越多的评价权被嵌入外部制度中。高校办学绩效框架、各类排名体系及多层级考核机制，共同构成了一套高度量化的评价语言。在这套语言体系中，论文数、高层次人才、科研经费、国际化指标等成为最具通行力的符号。它们是资源配置的凭证，是大学在竞争环境中获取支持的关键筹码。于是，校长的决策自然被牵引到这一套逻辑之中。这不是选择，而是结构性的必然。

当指标从“描述工具”转变为“治理技术”时，它开始反向塑造大学的运行方式。大学逐渐从以知识创造与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学术组织，演变为围绕可量化产出运转的复杂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校长的角色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既是教育理念的守护者，也不得不成为指标体系的执行者。当财政拨款、学科点布局乃至发展空间与这些指标紧密挂钩时，任何忽视它们的决策都可能被视为“风险行为”。于是，指标逻辑不再只是外部约束，而是内化为决策优先序本身。

实际上，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恰恰不在于这些数字。教育的核心是一种缓慢而深刻的过程，是人的成长、思想的成熟与文化的积淀。一个学生在课堂之外形成的独立判断、一位教师长期投入所形成的学术气质、一种校园氛围对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这些都难以被即时捕捉，却构成了大学最深层的质量。这是一种“慢变量”，需要时间发酵，需要耐心守护，也需要制度给予空间。

当“快变量”的指标体系持续挤压“慢变量”的教育过程时，问题便开始显现。一方面，大学内部出现明显的“内卷化”倾向。为了在评价体系中获得优势，组织资源被不断导向短周期、高可见度的成果。另一方面，教育本身逐渐被边缘化，课堂被压缩为“任务单元”，学生成长被替代为“培养结果”。在这样的结构中，校长的焦虑来自一种深层的制度错位：既要对上回应考核，又要对下回应教育期待，却缺乏能够真正整合两者的有效机制。

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困境”。外部治理强调效率、竞争与可比较性，内部学术系统则依赖信任、自治与长期主义。当两套逻辑缺乏协调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校长并非不理解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在既有评价框架下，很难为那些短期不可见、长期关键的投入争取正当性。基础学科的耐心积累、教学投入的持续改进、学生个体的差异化发展，往往在这种体系中难以获得足够权重。

指标本应是教育质量的表征，而不应成为教育行为的目标本身。如果评价体系能够从单一的刚性指标，转向更加多元、分层与具有时间维度的综合评估，那么校长的决策空间就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例如，评价重心从“即时产出”转向“长周期表现”，引入校友发展、学术声誉、社会贡献等更具延展性的维度，使得教育过程本身重新获得制度承认。再比如通过分类评价，允许不同类型高校在各自轨道上形成稳定预期，而不是在同一指标体系下被动竞争。

在制度调整之外，更关键的是领导力本身的转化。所谓教育家精神并不是抽象的道德要求，而是一种能够在复杂制度中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真正具有教育家气质的校长不是回避指标，而是能够重新定义指标的意义。这样的校长会将对指标的追求转化为优化资源配置的路径，使其最终服务于教学与科研的内在提升；也会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保护那些短期不占优势但具有长远价值的方向。这种选择往往意味着承担风险，但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教育与管理的边界才被重新界定。

换言之，校长的“两颗心”要统一起来，并不是简单折中，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整合。让指标回归工具，让教育成为目的。只有当校长能够在制度压力中保有判断力，既理解规则，又不被规则完全定义，大学才可能在竞争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精神结构。

面向未来，高等教育治理需要走向一种“共生型”格局。在外部，大学仍需通过指标参与资源竞争与国际竞争；在内部，则必须构建尊重学术规律、保障教育过程的制度空间。两者并非对立，而应形成融合关系，指标为教育提供支撑，教育为指标赋予意义。唯有如此，大学才不会在排名与报表中迷失方向，而是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完成最根本的使命，培养人、理解世界，并持续创造知识。

当办学指标不再遮蔽教育，而成为通向教育理想的路径时，大学校长也就不必在两种力量之间反复拉扯。那时，他们对教育规律的敬畏、对学生成长的关切，便不再是微弱的声音，而是真正主导方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