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如何恢复大学课堂教学的吸引力，让课堂教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目标相匹配，一直是大学教育和管理的核心问题。有关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关心大学成长的有识之士也从各自专业视野出发竭力加以推动。2025年9月至今，《中国科学报》以“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为主题，组织发表的多篇大学师生评论，就是这一努力的积极体现。

此处之所以用“恢复”而不用“提高”一词，是因为当我们谈论当下国内大学课堂教学水平，往往会与20世纪80、90年代大学课堂教学水平相比较。客观地说，如今的大学课堂教学在知识规范化和内容专业化方面已远超以往，但在课堂氛围、教师的精力投入及学生的积极性、专心程度上，明显是今不如昔。

拿目前备受关注的课堂“抬头率”来说。它从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国内实施后开始逐渐发酵，目前已成为大学课堂的一大“奇观”。按照管理者的行政习惯，出现了“抬头率”降低的问题，就抓这个问题，诸如提倡少用电子设备，上课时收缴或禁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均属此类。结果自然是“抬头率”低的问题没解决，又平添了其他问题。

现在看来，课堂上学生“抬头率”低，直接影响到的是教师，批评和抱怨的也主要是教师。学生似乎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教学是双向交流：一方认为问题严重，努力寻找解决之道；一方却抱持不在乎的态度，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如今的大学课堂里，“抬头率”问题引申出的“不听课”很可能只是源自“世代差”的一种假象。因为“Z世代”的大学生本是所谓“数字原住民”。他们长期通过手机和电脑等工具学习，已经养成了不关心授课者的习惯。教师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数字形象或符号”，哪怕是新学期教师第一次上讲台，也很少能看见有学生抬头表示出一点好奇心。换言之，低头听课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在听，所以教师提问时也可以说出个一二；但他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事，因为课程只是诸多选项之一，学生可以同时兼顾其他事情。在他们看来，一门课程只是大学期间众多课程之一，甚至只是代表若干学分或绩点的抽象数字。

与此同时，有些教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方法上仍“以不变应万变”，仍希望以自己的认知规范学生，以为自己讲授的课程意义非凡，将左右学生的未来。殊不知，学生成才的范例都存在于事后的追忆之中，而非事前规范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教育的特点，不如说是难点更合适。

可惜现在流行的大学“教学评估”走的也是居高临下的规划之路。一门课与“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被细化到各个方面，如果真的如此，不仅一门课的作用是“万能”的，而且“树人”的效果也不再需要“百年”，而是立竿见影。

“Z世代”在“众星捧月”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不仅是在家庭中“以自我为中心”，在学校里也一样。这必然与“师道尊严”的观念产生理念上的冲突。从“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出发，他们也觉得困惑，明明老师天天在讲要有“自我意识”、学会“自我选择”，但当他们按自己的想法选择“不抬头”时，却不被接受。

一切围绕着“个人需要”，自然不会顾及教师的感受。但“Z世代”的“个人需要”也并不单纯，它同样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他们上课可以不抬头、不记笔记，却会在领导面前“表演”记笔记。

“Z世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注意力分散”。据笔者观察，如今的学生能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听教师讲授的极限已经缩短到20～30分钟，过了这个极限，哪怕讲得再精彩，学生也可能走神。

教师批评和抱怨课堂上学生“抬头率”低，而学生对此不以为然，造成这一反差的根源，当然与“世代差”有关。“世代差”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可能完全克服，但通过调整大学管理机制，对其进行有效平衡仍是可以做到的。

平衡“世代差”的关键是相互了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学里有个惯例，就是学校或学院（系）领导定期向教师介绍学生的最新动态。它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同时，也产生“本校一员”的责任感。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个惯例突然被“精简”，教师了解本校情况反而要借助互联网。

看来，恢复好传统，为师生创造自然宽松、非功利性的相互了解的机会和条件应是扭转大学课堂教学吸引力下降趋势的当务之急。只有相互了解，才可能让教师不再为“抬头率”所困扰，让教学有的放矢，并重获尊重；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进而加深对大学课堂教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