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

“两种文化”由英国学者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提出。时过境迁，当AI（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横空出世之际，“两种文化”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就本文而言，消弭彼此之间的隔阂或许仍是奢望，寻求琴瑟调和的可能性方为题中之义。

知识的和谐不只是一种想象

“两种文化”那条渐行渐远的“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说的是知识的分类与秩序。追溯此前关乎斯诺命题的辨析，无不是对两种文化的隔阂、裂痕与鸿沟的撕裂与敉平之深描。于是，我们也就忘记了，或者说忽视了斯诺的一个重要潜台词，科学和人文曾以整体的形式出现在轴心时代。就知识的分门别类来看，那不过是近代“分科之学”迅猛发展的结果。

古典学意义上的中国有着“浑沌而死”的说辞。这一认知在《幼学琼林》“混沌初开”以及《西游记》开篇的“混沌未分”中得以体现。诸如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这样的先哲给出的知识定义也是整全的意会。如果回到古希腊神话，雅典娜与阿波罗所代表的智力和灵感难分难舍，这从缪斯统管智慧领地就可见一斑。庄子笔下的庖丁与轮扁，不是用看得见、摸得着实操知识独占鳌头，而是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体悟拔得头筹。

这也是科学史家波兰尼所说的“隐性知识”和“默会知识”的连理。这里，波兰尼列举出的学习游泳和骑车的过程生动而形象：尽管我们已经有很多学习手册和实操技巧供我们参考、模仿，但究竟是怎样的“一刹那”让我们驾轻就熟或如鱼得水，却难以言表。2025年4月出版的美国物理学家弗兰克等人写作的论著《何为科学》提出人类不能忽视人类经验，并作为“盲点”予以警示。

当然，尽管古典学意义上的知识分类不甚了然，但对秩序的排列还是有迹可循。《形而上学》为感觉、经验、技艺、智慧提供了梯度。亚里士多德将“为自身而存在”作为原初的本因。

在他看来，这一“离感官最远”是第一知识，也是知识序列中最为高等的学问。后来，中国的学问大家严复秉持“持果求因，是为科学”的治学思路，也是这一理念的赓续。不过，亚里士多德将“经验”作为低层知识的定位，无疑为后来“两种文化”平添了一堵高墙。

从“李约瑟难题”到“斯诺命题”

随着知识进化并被人为切割，学科的分门别类让人文与科学形同陌路。历经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每每话不投机，各自心绪难平。此情此景，无论是“两种文化”还是“科玄论战”，都容易让人联想到由来已久的从“李约瑟难题”到“斯诺命题”。这两个问题终归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命题。

195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提出：“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这一追问源于这样一个前提：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撇开文化土壤、历史语境等似是而非的回答，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作为轴心时代人文渊薮的中国，在需要“巨人”的近代却未能如愿以偿。

基于对科学与人文同根并蒂这一叙述，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离则两伤、合则双美背后的一个历史真实：“两种文化”固然可以在寻根问祖中找到重修旧好的依据，但即使是后来的相向而行也是知识进化的必要，似乎没有必要为此“自扰”与“杞忧”。关于两者的各司其职、各为其主的分工之说不胜枚举。这里只以1899年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提出的不可通约之“价值”论来做进一步言说。

对“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说有价值，那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而非人文价值。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其和一般动物的不同或说伟大之处在于人文价值。豺狼虎豹都和人类一样需要空气和阳光，这是生命的本能使然。而这并非评价“自然”（价值）的依据。这些财富属于外在物理性财富，本身不存在价值与意义。

尽管空气和阳光对动物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无价之宝，但又都是无偿的供给。唯有人类自我设立的文化规范才能体现人性的一面，这些财富属于人类独有的精神财富，我们通常称之为人文价值。

一头驴面对两侧的干草或鲜草，它必选其一。作为秉持理想信念的人，则可以不为眼前的功名利禄所动。“君子”的“不器”与“固穷”说的就是远离外在诱惑，做一个有道之士。西方人文主义者一再提醒人不能成为“驮经的驴”，无非是在强调人的主体性，避免退变成任人宰割的工具。这也是“工具人文”与“价值人文”之分别。不难想见，AI时代的“师者”若还以墨守成规的方式获取知识，并循规蹈矩地“授业”，这种抗衡方式即使不愿甘拜下风，最终也只能是自取其辱。归根结底，人文学者最终还是要在“传道”中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尊严。恰恰在这里，AI给“两种文化”美美与共提供了可能性。

琴瑟之好：不和谐的谐音

AI作为工具和技术，既不应该辜负科学，也不应该成为人文的对手。毕竟，“两种文化”本为同根，即使后来的琴瑟有别，也只是“和而不同”，而非势不两立。它们有着重修旧好的潜在基因，也有弹奏琴瑟谐和之音的基础。在看似对立与不同背后，两者的同频共振才能演绎人类文明的华美乐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和谐的谐音。

揭开“两种文化”的底牌，科学文化是智力的代表，人文文化是智慧的化身。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中的Intelligence意味着“力量”和“能力”，人文倚重的则是慧根和慧心。在两种文化各自赋能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更多地生发出“能”与“力”，人文则一如既往地执“慧”修“心”。AI的异军突起似乎在告诉人类：科学靠左，人文靠右。人的左右脑宛如一个社会的运作机理。左右之间是一种并立互补的关系，既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否则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古希腊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与苏格拉底等人的对话中曾描述人类雏形：从前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形的东西，每人有四只手、四只脚，头上长着两副面孔，生殖器有一对。这一雌雄同体的隐喻颇似知识的原型，只是当知识以大文大理的形式形塑之后才有了分割后的相克相生。顺着这一想象，科学如父，本然应刚；人文如母，为母则柔。一雌一雄，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文明赋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念兹在兹的博雅课程一旦被弱化，那也意味着通识教育的残缺。

前些年有一句流行语：教育的脚步别走得太快，等一等被落下的灵魂。当技术进步和受教育者的分数成为唯一，人文不但会在计算中被悄然消解，而且很可能沦为扼杀人文的算计。正如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开篇的第一句话“智力，并不就是智慧”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类知识的增长带来的是“纯粹的脑力”，失去了理解和运用复杂概念和理念的能力，那么失去判断力的智力就等于“不明智的智力”。因为“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迟钝或迟笨危险许多”。

作为科学和人文产儿，AI一方面延伸了科学，另一方面也激活了人。这一情形，用今天流行的词可以说是为两者“站台”：在两厢情愿中延伸为对接的“思想桥梁”。当年柏拉图学园的“师者”很难说是哪一专业的老师，更毋庸说是专业还是道德的导师。其门匾上“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校训”作为历史存照，若以今天学科的“支离”标准来看，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两种文化”苦于数百年来的悬隔与壁垒，终将在AI时代拨云见日。从形同陌路到琴瑟之好，AI就像一座架设在两座相对而出之“青山”间的桥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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