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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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手搓”,破译大麦80年演化“中国密码”

 

晚熟和早熟(右)大麦品种的表型。中国农科院供图

■本报记者 李晨

收获季的河南新乡基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科所)研究员杨平坐在旱棚里,手里捏着一段剪开的自行车内胎。他把几穗大麦塞进去,像洗衣服一样反复揉搓,随后倒在托盘上吹掉麦壳。脱了壳的麦粒,被装进一个带标签的袋子里。

他和团队成员面前,是这一季收获的几千份大麦材料,每一份都要这样手工脱粒保存。

这是杨平团队近10年的日常:备种、播种、看表型、收获、考种、实验、组会……为的是解开大麦背后的遗传密码。

近日,杨平团队联合国内外科研单位,在《自然》在线发表研究论文。他们耗时近10年,对532份大麦品种资源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结合多年多点田间表型,绘制出中国大麦80年来的“育种选择图谱”,从中找到一个让大麦“早熟又不减产”的双基因模块。

“这不是我们‘创造’的,而是来自育种家几十年的‘中国智慧’,我们只是第一次在分子层面把它讲清楚了。”杨平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真正的“手搓”科学:下地会上瘾

杨平一年约有两三个月待在地里。河南新乡待得最久,每年有近两个月,此外还有位于吉林公主岭、河北张家口沽源、山东东营、江苏盐城的基地。

他带领团队跟着大麦的节律“走南闯北”:10月底到11月初播种,冬前看苗,次年3月收叶子提取DNA,4月去雄、杂交、配组合,5月中下旬收获。

播种那天,杨平必须在场。播种机由师傅驾驶,但种子怎么分、每行放多少,全靠杨平在车上盯着。“有一次我不小心走神了,没放种子,一溜地空了,直到出苗时才发现没种上。”

到了收获季,田里一个个小方块里都是不同的实验材料,还得人工分类收取。行播的自然群体、诱变群体、近等基因系、遗传分离群体……都要人工收割、手“搓”脱粒。

“自己的研究材料必须自己收。”杨平直起腰,拍了拍裤腿上的土,“如果引入1%的错误,后面可能要花200%的时间去纠正。”他说,基础研究材料一旦混杂,后面数据可信度就要降低。“产量、抽穗期、株高、千粒重,任何一项数据差一点,都可能得出另一个结论。”

新乡基地有800多亩地,多个小麦研究团队常常挤在一起抢农时,杨平团队却能“插空”作业。“由于大麦的生育期比较短,我们可以比小麦晚播10天到两周、早收10天,正好错开机械使用高峰。”

清晨和黄昏是他们最喜欢的拍照时段。“中午太阳光太强,叶子反光,性状看不准。”杨平说,早上6点多下地,才能看清材料的样子。

杨平和团队成员最常去的是位于北京北三环内的作科所基地,在北京时每周要去两三次,他说“下地是会上瘾的”。“在办公室里事多、脾气躁,下地出一身汗,不仅饭吃得香,心里也平静了。”杨平说,“做农业科研不下地,材料长不好,实验就做不好,文章也立不住。”

杨平告诉《中国科学报》,大麦是啤酒酿造、畜禽饲料的重要原料,也是高原地区的主要口粮,但我国大麦进口依赖度长期居高不下。

在我国,大麦常与小麦一起秋季播种,与后茬的水稻等作物搭配构建一年两熟种植制度,以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增加土地产出。但该体系茬口短、两季衔接紧,易受极端气候影响。

“早熟品种虽然能缓解茬口矛盾,但往往伴随生物量不足、产量降低等问题。”杨平说,因此,破解大麦早熟与稳产协同调控难题、挖掘相关机制在小麦遗传改良中的应用潜力,对提升一年两熟农业系统抗逆韧性、稳固区域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品种家谱”到基因开关

跟着4000年前的人类迁徙,大麦通过中亚地区的山口,分别从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南北两条通道进入中国。很快,它就成为“活命粮”——南方人把大麦仁和大米混在一起煮着吃;藏族群众则把裸大麦炒熟、磨成粉、做成糌粑。

食用的裸大麦,江浙叫“元麦”,北方叫“米麦”,高原地区叫“青稞”。那时候,人工收麦的季节里劳动力不够,就留出两成地种大麦,八成地种小麦。因为大麦比小麦播种晚、成熟早,需要先收回来晾干,再收小麦。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

若干年后,杨平循着大麦的踪迹,从欧洲回到中国。2017年1月,他结束了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国,开展大麦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工作。

彼时国内大麦基础研究连“跟跑都算不上”。2017年前,全球已克隆的大麦功能基因有三四十个,可没有一个是中国科研团队做出的。但杨平没有立刻去找基因,而是花了5年多时间建立科研平台。

国内没有成熟的大麦突变体筛选平台,杨平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搭建:构建突变体库,提取上万份DNA,从一维混池到二维、三维混池检测……

“1万份材料,收种子、提DNA、定量、检测,光收获就要几十个人干十多天。”他回忆,“但平台建起来后,原来克隆1个基因要一二十年,现在学生在硕士期间就能克隆两三个基因。”

平台建好了,杨平想,“只有知道过去是什么,看清楚大麦的家谱,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才能知道未来走到哪个方向去”。因此,“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回答中国大麦品种演化的故事”。

杨平说,不做好这件“复盘”的事,后面的基因发掘就没有坐标。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作科所副研究员蒋枞璁介绍,他们依据《中国大麦品种志》,从国家作物种质库调出材料,扩繁两代后,挑选出532份代表性材料,覆盖上世纪40年代至今的大多数主栽品种及部分国外引进种,其中80%以上来自品种志收录的品种。

团队对532份材料做全基因组重测序,并在新乡、盐城、昆明等多点多年鉴定抽穗期、成熟期、株高、产量等表型。

他们画出一张清晰的“育种选择图谱”。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啤酒工业发展对高质量原料的需求猛增,由原轻工业部主导,从国外引进了大量欧洲血缘的高产优质啤酒大麦品种,并与本土种质反复杂交融合。

几十年里,育种家选择的原则非常一致:“第一个指标是早熟,早熟基础之上再选产量、品质。”

论文第一作者高广奇2018年加入杨平团队,今年博士毕业后,他赴德国莱布尼茨植物遗传与作物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高广奇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的研究发现,现代中国大麦里的欧洲血缘显著上升,但同时具备了强大的本地适应能力。

在长江中下游一年两熟种植模式下,一个被育种家强烈选择但“尚不自知”的组合慢慢现身:一个碱基的改变让光敏色素基因PhyC像“油门”一样催着大麦开花,而冬性春化基因vrn-H1像“刹车”一样把花期按住,不让它在冬天乱“动”。“油门”和“刹车”紧密配合,大麦便在越冬时积累营养物质,开春日照一变长,就“冲”进灌浆期,赶在高温与雨季之前颗粒归仓。

“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刚好卡在那个窗口。”高广奇说。

长江中下游秋播大麦中,这个模块从上世纪60年代后出现频率急剧上升,90年代后成为绝对主力。“现在我们把标记找到了。以后育种家不用选1万株大麦去碰运气,只要在实验室里先筛选DNA,找到想要的就行,成本和时间都砍掉一大截。”杨平说。

不只属于大麦

“我们在北京三环边上的北圃场基地种了盆栽,我每三天去看一次。有一回,我走近一看,穗子落黄了,而籽粒很饱满。”那个瞬间,杨平心里终于笃定,“测千粒重,比对照还高。北京春天短、升温快,是很适合检验大麦籽粒灌浆表型的气候。能够适应北京的气候,证明它扛住了。”

高广奇介绍,他们用单碱基编辑和近等基因系做了因果验证:把春性大麦的PhyC精准改成PhyC-e,复现早熟但减产的表型;反过来,聚合PhyC-e与冬性春化基因vrn-H1,实现了早熟且稳产。

接下来,“大麦之外这个模块还灵不灵”的问题自然冒了出来。

蒋枞璁介绍,大麦是小麦的二倍体“简化模型”,因此,他们首先对冬小麦3个PhyC同源基因做了三重编辑。结果令人惊喜——小麦熟期提前,而且产量稳定。

接着再试水稻,同样编辑PhyC同源基因,但得到的结果却相反——开花延迟。“因为水稻是短日照作物,光信号通路跟麦类有所不同。”蒋枞璁解释,“这正好说明,这个模块不是万能钥匙,它在麦类里保守,但未必适用于所有作物。”

《自然》的评审专家认为,该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对早熟性状及双季轮作具有重大贡献。

这项成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回答了一个“只有中国才问得出来”的问题。杨平解释说,因为PhyC-e这个单碱基变异,目前看是大麦里特有且主要在中国被强烈选择的产物。据估算,这个变异可能出现在几百至上千年前的东亚农田里,再随种质交换流向日本、欧洲。

“葡萄牙、西班牙的同行也已经在用这个资源了。”杨平说。南欧夏季酷热,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相似。

“这个模块虽然不能解决大麦产业的全部问题,但让育种家多了一个精准选择的工具。”杨平说,“尤其对一年两熟区,早熟几天,就能错开赤霉病高发期、高温、梅雨,后茬水稻也能按时插秧。”

杨平设想,原先只能种一季玉米或小麦的华北北部地块,如果采用“早熟大麦+夏播作物”模式,复种指数还能再提高。

“我们所里的老专家下地,不是打卡,是数十年形成的本能。”他说,“农业科研的浪漫,是你能看见自己问的问题长在了土里。”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6-11187-y

《中国科学报》 (2026-11-19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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