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

三年前，考研复试结束不久，一位正高级职称的导师主动给我打电话，表示“相中”了我，邀请我读他的研究生。

接到电话的我，被兴奋冲昏了头脑，几乎没有犹豫，当场答应。

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一旦选错导师，便意味着要独自面对一整套系统失灵的后果。等待我的，是一场持续近三年的课题组“宫斗”噩梦。

当导师成为“老板”

在很多课题组里，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老板-雇员”的关系。

提前进组时，表面氛围看起来还不错，但真正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与导师的沟通始终有些怪异。导师当初承诺，提前进组“能学到很多东西”，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很少真正参与研究，更像是在为导师处理个人杂活儿。

有时，导师会要求我们花一两周时间调研某个方向，大家熬夜查文献、写方案，投入大量精力，最后却发现这往往只是导师一时“头脑发热”，项目很快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科研资源的紧张也迅速显现。前些年，组里有几个项目没能申请下来，经费捉襟见肘，几百万元的仪器也已经超期服役，故障频出且极不稳定。仪器有限，有些设备我几乎完全轮不上，只能站在一旁围观师兄、师姐操作，无法上手实验。

问题并不只是“穷”。我的导师五十多岁，已经过了科研的发力期。作为正高、PI（课题组长），没有人会真正 push （督促）他，他自己也并不着急。

在日常组会中，同学们轮流汇报进展，导师在点评环节照例鼓励大家“提起干劲、为人民服务”，却很少对研究设计或具体实验细节提出明确意见。论文修改也是如此，导师往往只关注如英语语法、词汇运用等语言层面的细节，真正从学术角度提出的修改建议并不多。

我观察身边同学的状态发现，好的课题组各有各的风格，但真正不好的课题组，是既要求学生拼命“卷”，又不给任何相应的支持。导师期待学生“卷”出成果，却并不真正投入具体的学术指导。

很不幸，我们组就是这样。

同门的隐形霸凌

读研以来，我在组里学到的实验技能，大多来自师兄、师姐。许多实验技巧和经验，只能靠“人传人”。一旦有人毕业，这些经验又没传下来，就会在组里直接“失传”。

但由于我在学院里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露脸”的机会较多，无意中引起了一些师兄、师姐的敌意。

他们很少直接排挤我，而是采取更隐蔽的方式：所有人都教，唯独不教我；或在具体操作中明显区别对待。即便导师明确要求我学习某个实验技能，负责的师兄也会表现出一种“生怕我学会”的刻意防范。

更极端的是所谓“皈依者狂热”。一些追随者的表现，甚至比核心成员更激烈：见面不打招呼，话里话外阴阳怪气，课题组的私下活动刻意将人排除在外。

相比之下，抢作者的问题在我们课题组反而并不多见。这类行为过于敏感，更多发生在急需“帽子”的年轻教师身上。年纪较大的导师若将名字直接挂在一作位置，明眼人一看便知，那就太难堪了。

当师门关系出现矛盾时，导师本身也很难起到缓冲或调解的作用。

有一次深夜，导师发微信让我整理一份材料。我熬夜做完并第一时间发给他。第二天才发现，他其实把相关任务同时布置给了好几位学生，还对没能及时回复的同学说：“小王都能交，你为什么不能？”

久而久之，那位同学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

“宫斗”是一种结构性问题

回过头看，这些问题并非个人冲突，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

在课题组里，导师几乎等同于“老板”。如果放在公司体系中，导师相当于同时掌握行政权、人事任免权、财政权。当所有关键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导师是什么样的人，课题组往往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

更现实的是，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前，学生几乎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内部运作机制。而所谓的“工资”（学位），却要等到“离职”（毕业）前，才能一次性结算。

导师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目标错位，这也在不断放大矛盾。导师希望发“大文章”，积累学术声誉；学生更关心的则是能否按时毕业。这种高度不对等的风险分配，本身就让学生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

在一些课题组，学生能否得到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帮导师写本子、发文章，甚至提供情绪价值。但论文成果并非年年都有，那么学生这一年“做得好不好”，往往只能由导师来定义。

以我们课题组为例，学期末评选奖学金，奖金从几千元到一万元不等。最终获奖的，是一位虽然没有发表高水平论文，但帮导师写本子写得最好的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导师难免偏心。即使向导师反映课题组霸凌的问题，得到的回应多半是“要和师兄、师姐处好关系”，或者干脆各打八十大板。导师很少真正承担调解责任。

从制度层面看，学校对导师权力的约束非常有限。研究方向高度依附于个人名下，外部介入管理的成本极高。很多时候，只有在出现极端风险，比如学生轻生时，系统才会被迫介入。

在一个不友善的课题组，学生能独善其身吗？我观察到的情况是，除非研究方向与导师、同门完全错开，选择单打独斗，否则几乎只能卷入其中；而单打独斗的代价，则是缺乏任何有效指导。

至于换课题组，又有多少研究生能承担延毕的风险，把本就有限的时间成本用在重新选择导师上？

给后辈的建议

正值考博季，我申请了另一位导师的博士项目。在正式决定前，我已经多方打听，确认其组内氛围相对健康。

对刚考研、考博但尚未选定导师的同学来说，我有几点并不新鲜却很重要的建议。

第一，尽可能多地获取真实信息。

一定要抹得开脸面，多走、多看、多问，尽量在课题组里实际待一待。

复试后的短暂面谈、在课题组兜一圈，几乎不可能看清一个课题组的真实氛围。甚至，同一个老师，在你是或不是他名下学生的情况下，态度都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这里牵涉的是直接而现实的利益关系。

看的课题组越多越好，不要因为“感觉还行”，就死死待在一个地方不动。

但说实话，这件事本身非常难做到。刚被录取时的喜悦，很容易让人头脑发热。刚进入新环境，导师在学生眼中天然带着权威光环，学生并不了解导师是什么样的人，也会觉得导师“很厉害”，不敢忤逆，更不好意思提出“再看看别的组”。

在这些现实限制下，很多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选择导师的权利。更多时候，只是在网站上看看导师简介，觉得还不错，就报考了。

第二，选择适合自己的导师类型。

相对而言，导师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年轻导师，虽然会卷，但目标明确、愿意投入精力，能实实在在带学生出成果，文章一般也发得比较快；另一类是年纪稍大的导师，组内不卷，人相对温和，要求稳定，但成果产出较慢。这两类也是口碑较好的导师的两种标准模板。

尤其是刚起步的年轻导师，往往最有冲劲，也希望培养好自己的“开山弟子”。学生与年轻导师的年龄也更相近，许多问题容易顺畅沟通，不需要在复杂的师门关系中周旋。当然，组内可能会稍微卷一点，但这是相对可预期、更公平的卷。

第三，必要时尽早止损。

读研进入课题组，其实是年轻人迈入社会环境的第一步。

从本科到研究生，很多人习惯压抑情绪，不敢提出换导师、不敢争取课题组轮转，总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再忍一忍就好了”。但如果已经确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拖得越久，付出的成本只会越高。

毕竟，很多时候你面对的，并不是一场个人失意，而是一种结构性困局。

（王博系化名，本报记者孟凌霄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