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

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将启动新一轮“双一流”高校建设。自2015年正式启动以来，“双一流”建设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双一流”建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与时俱进地开展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时代意义。

笔者认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要更强调高校主体追求一流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应从单一强调头部建设高度，转向头部引领与抬高底部建设高度并重的方向发展。说得更直白点，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由此前主要支持头部高校，转向对更广范围高校的发现和资助。之所以希望“双一流”建设政策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本轮“双一流”建设是在前几轮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双一流”建设的标准和要求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较大变化。

科技发展和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带来了高校办学形态、教育模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其中自然也包括“双一流”建设标准的变化。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关标准本就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而，仅从实际建设的角度，过于纠结高校能否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意义并不很大。客观上，上一轮“双一流”建设已经十分强调要淡化高校的“入围”身份，相信本轮还会进一步淡化这种官方身份，给予全体高校争创一流的机会。当前仍存在关注高校“入围”身份超过关注其建设成效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入围”身份与国家资源分配的捆绑太过紧密且身份固化，这显然有悖“双一流”建设的初衷。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要更充分营造“以成果论英雄”的公平竞争机制和环境。

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相继确定一批重点建设高校并给予集中资金投入。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高校质量及促进其中若干所大学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就是原“211工程”、原“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项目的由来。在国家对这些高校已集中投入较多资金、学校经费紧缺已有较大缓解的前提下，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可以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将专项建设资金适当投向经费更紧缺的高校、学科和项目。而对于头部、名牌高校而言，也需要摆脱过多依赖政府资源驱动的发展模式，扩大经费来源渠道、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底线抬高了，才会涌现越来越多一流大学。

期待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分类评价，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办出一流水平。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尽管国内高校分类发展提得很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总异化为按类分层，导致所有的高校都追求综合性、研究型高校的评价指标，不仅发展同质化严重，也影响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评价是指挥棒，要通过分类评价促使各类高校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排列，直至最终实现各类高校“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要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分类资助加大对应用型、技能型高校的经费投入，确保各类高校都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促使每一所高校都拥有发挥最大特色的机会。

期待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通过重视对高校实际贡献的评价，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其实，把各项工作做到位就自然能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然而，不得不承认，国内不少“双一流”建设高校依然存在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问题，相关人才培养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在科学研究中，不少“双一流”建设高校也存在将论文、课题、人才“帽子”、奖项等“量化指标”作为目标追求的严重问题。不少建设成果看似“光鲜亮丽”，实则严重脱离实际，甚至虚假伪劣的成果得到高度吹捧，与党和人民的期望相去甚远。“双一流”建设要高度重视对建设成果实际价值和贡献的评价问题。

期待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通过办出更多一流高校，促进更具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基础教育难以摆脱“唯分数”“升学率”等评价指标的桎梏，根源在于“分数”决定了学生日后能上什么档次的高校。眼下有一种观点较普遍，那就是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上不了“名牌大学”就意味着未来前途黯淡。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就是人才标准的多元化。

为此，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更要注重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形成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各类高校“纵向争先”创一流的格局。只要高校“有类别、无级别”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多元人才观就会被国人广泛接受。一旦学生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智能差异等特质理性选择高校，相信也会反过来推动更多高校提升教学质量，成为名副其实的“双一流”。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