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记者 倪思洁

会场里，掌声突然响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研究一部部长骆磊微笑着，把一本打着红色蝴蝶结的厚书递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项目官员塔莱斯·卡瓦略·雷森德。书皮上印着“非洲濒危世界自然遗产地遥感监测与分析报告”的英文。

“这份报告不仅总结了非洲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整体情况，还提供了极其关键的稀缺数据，无疑完成了一项艰巨且重要的任务。”雷森德说。

一种关系

在HIST的展台上，这本红色的厚书引起了国内外参观者的关注。里面一张张卫星拍摄的照片，让人眼前一亮——将空间技术用于人类遗产保护，给他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参观者一边翻看这份报告，一边询问电子版获取渠道，讨论可落地的合作机会。

在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展区里，这样驻足、沟通的时刻，还有很多。

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生物圈保护区的成果。在任何一个展位，都能详细了解该保护区的工作、领取精美的周边纪念品。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人情味”。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合作科负责人萨日娜和同事，专门穿上民族服饰参加此次大会。作为我国唯一的草原类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片区域既栖息着大量珍贵动植物，也是牧民和牛羊的家园。萨日娜介绍，近年来，锡林郭勒草原通过将草畜平衡、禁休牧等制度落实与保护区的生态管护职能深度结合，使“鱼和熊掌兼得”成为可能，牧民收入稳步增长，保护区也得到有效保护。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第一批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这里有10%左右的面积对外开放，用于康养、旅游，带动周边居民的经济发展。此外，保护区丰富且独特的自然资源及高水平的科研积累，孕育出以“鼎湖山模式”命名的自然教育体系。

谈起调研时的经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感叹：“生态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非但不矛盾，反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个话题

“你可以选择使用中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发言。”在“加强全球、区域和专题网络”主论坛上，主持人强调。

这是一场国际大会，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00名代表在此齐聚。而不同的语言仿佛一道道天然屏障。

这也是一场以“可持续发展”之名，汇聚全球各方力量的大会。此时，语言的隔阂被消除，不同的声音讲述的是全球生态圈保护这一共同话题。

“我此次代表的是伊朗游牧民群体。”来自伊朗环保局的埃斯坎达尔·戈德马尔迪·贾法拉巴德介绍，“游牧民生活的区域，是伊朗生物圈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我们的传统智慧和知识，能够让这些区域在气候变化挑战下展现出更强的韧性。”

他期待，通过参加此次大会学习其他保护区的经验，并寻找切实可行的举措和创新方法，进一步改善伊朗生物圈保护区现状。

大会设置了全体会议、区域/专题网络会议、边会和平行会议等不同主题、不同规模的会议，聚焦世界生物圈开展讨论，从管理、政策、融资、宣传等不同视角分享见解。

而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测量与监测，更好地助力生物圈保护工作，是参会人员的共识之一。

“我们以生物圈保护的需求为牵引，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遥感等技术，应集成、再集成，共同助力生物圈的保护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HIST主任郭华东强调。

一种责任

“参加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最大的感受是，每个参会代表都把自己视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参与者，有强烈的责任感。”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湿地智慧监测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张杭君告诉《中国科学报》。

原因在于，生态系统是跨越国界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私事”，而是关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公事”。

本着这样的理念，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科学院通过搭建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等形式，开展科研和监测工作，在服务当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同时，也为全球尺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在此次大会期间，研究人员将这些方法和经验与国内外代表进行了分享。

但生物圈保护不限于科技的力量。科学家、政府官员、保护区管理者、世界合作组织成员等，都分享了自己所在单位或机构的经验。此外，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了“优化生物圈保护区合作伙伴与资金保障”会议，把金融机构的代表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工作人员“拢”到一起，探讨如何通过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整合，扩大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同时制定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等议题。

在展区，深度交流也同步展开。锡林郭勒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展台的留言本上写得满满的，有中文、有英文，留言者有孩子、有成人，其中不少附上了联系方式；一位智利代表来到HIST展台，希望开展空间技术相关的合作项目；一位北京中关村小学的老师，专门了解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的经验，探讨设计科学课程的思路……

“会议期间每天都很忙，见了很多老朋友，也交了不少新朋友。”王丁说，“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中国在生物圈保护方面的工作，但我相信，经过此次大会，很多国外朋友对中国生物圈保护的工作和文化有了更多了解，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