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参会者在鼎湖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展台前了解“中国经验”。倪思洁/摄

■本报记者 倪思洁 见习记者 江庆龄

钱塘江南岸，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四层展区里，来自各国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展台，风格各异。安德烈·莫雷拉看得眼花缭乱。他是智利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教授，专程来中国参加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

此时，锡林郭勒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展台，马头琴声悠扬。莫雷拉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曲罢，他拿起签字笔，在A3纸大小的留言本上写下一段话：“这对我来说是最美好且鼓舞人心的经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将全球各地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中国人民太棒了！”

9月22日至25日，约10年举办一届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大会以“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为主题，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0名代表深入研讨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举措。会议期间，中国向世界展示和分享了守护地球生灵的实践经验。

“这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召开正值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时刻，气候变化和人类福祉正面临严峻挑战。”9月25日，在大会闭幕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与地球科学司司长、“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长安东尼奥·艾伯鲁感叹。

毫无争议

2022年5月，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了关于举办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申请。

那年夏天，如今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作为中方代表，就申办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一事，向“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作陈述报告。

待相关申办国代表做完陈述后，会议进入发言环节。令王丁意外的是，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支持由中国承办第五届大会。

王丁记得，投票前，“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坐在主席台上，手里拿着木槌，微笑地问，“大家意见如此一致，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经过投票环节了”，得到肯定答复后，木槌一落一响，全体起立鼓掌。

202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正式致函中国，确认第五届大会将于2025年在中国举办。

回想起这个场景，王丁的心中满是骄傲。这次申办大会的历程，就像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当选“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理事国一样，毫无争议。

早在20世纪中叶，全球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危机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政府间大型科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旨在通过跨学科研究、培训、监测和教育等方式，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力量，使人类既能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又能改善自身生计。

1973年，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久的中国，派遣代表团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人与生物圈计划”相关会议，并当选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理事国。

“按照流程，要想成为理事国，需要由成员国提出申请，经过成员国竞选和协商，由教科文组织大会做出决定。中国提出申请，很快就被接受了，成为理事会成员，这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非常重视。”该计划前秘书长韩群力告诉《中国科学报》。

197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指派中国科学院牵头“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施，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院士担任主席。

“‘人与生物圈计划’关于保护与发展相协同的理念，非常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黄宝荣说，“人与生物圈计划”将人视为生物圈的一部分，不仅强调保护区建设，同时也强调社区发展。

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而中国成为全球实施该计划最具成效的国家之一，不仅建成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协作网络，开展了大量可持续发展实践，还以多个科研监测项目推动了中国生态学研究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发展。

中国经验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全球实施及推广“人与生物圈计划”最重要的工具。1976年，第一批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诞生。1979年，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首批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如今，全球共有759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分布在136个国家，而我国已有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总数位居亚洲第一。

在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卫东看来，过去50多年里，中国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两条经验值得与国际分享。

“第一条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生物圈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路径，持续提升社区居民的收入。”刘卫东说，“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我们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和推广的经验。”

例如，云南高黎贡山是中国鸟类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2010年起，位于高黎贡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百花岭村，就修建了该村第一个鸟塘以发展观鸟经济，随后逐步发展到目前数十个鸟塘的规模。除观鸟门票带来的收益外，保护区的存在还带动了民宿客栈、农家乐等乡村旅游活动。这些活动每年为百花岭村带来数百万元经济收入，极大改善了当地村民生活，周边居民保护生态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提高。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村民还自发成立了观鸟理事会，统一服务标准，避免恶性竞争。该村自2016年起每年组织一次“观鸟节”，已成为高黎贡山的“生态名片”。

“第二条经验是高度重视科技在生物圈保护区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刘卫东说。

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因素多、解决难度大，需跨学科研究的支撑。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的联邦德国研究与技术部组织实施了中德“生态研究合作计划”，与俄罗斯合作实施了“东北虎跨国界保护项目”，不仅加速了我国生态学研究的发展，也对保护区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如今，中国开发了融卫星遥感、无人机和智能终端为一体的动植物物种智能识别技术，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并在武夷山、卧龙、车八岭等保护区开展了示范应用，为智慧保护区建设、生态修复等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中国在推进‘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方面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通过促进科学研究、能力建设及社区参与等举措，取得了显著的保护与发展成效，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典范。”艾伯鲁说。

全新起点

9月25日上午，在大会闭幕式上，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杭州宣言》与“杭州战略行动计划”。

《杭州宣言》再次强调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核心平台作用；呼吁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社区及科研网络进一步加强合作，呼吁为原住民、妇女及青年提供更多支持，呼吁将生态保护置于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杭州战略行动计划”则描绘了“人与生物圈计划”未来10年的发展路线图，确定了具体工作目标及行动方案。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宏平表示，作为东道国，中国将积极响应《杭州宣言》，在“杭州战略行动计划”的实施中发挥表率作用，强化跨部门协作，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为平台，分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深化与各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务实合作，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大会的闭幕，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刘卫东介绍，中国将从4个方面推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工作。

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方面，中国将部署战略咨询研究项目，进一步加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空间布局的科学规划，吸纳更多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地，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中。

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国将继续加强科技对保护区管理的支撑作用，整合卫星遥感、红外影像、声学、环境DNA及无人机等监测技术，加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应用，持续优化“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等天空地一体化的科学监测与研究平台，持续提升生物圈保护区的智能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和决策水平。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将依托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统筹谋划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一支专业化、复合型、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在国际交流方面，中国将更加积极参与区域网络和专题网络建设，继续支持“世界山地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技术秘书处的工作，同时针对绿洲、海洋等过去较少受到关注的生态系统类型，联合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新的专题网络，促进经验交流、合作研究、技术共享，支撑全球环境治理，协同应对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共性挑战。

“未来，我们会继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路径，加强科技投入，同时与全球各地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分享经验、积极合作，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更多贡献。”刘卫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