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

杨杰（右三）与合作者交流讨论。受访者供图

■ 本报见习记者 杜珊妮

没有博士学位，38岁“弃文从理”，投身古生物研究；45岁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直到50岁首次在《自然》发文后，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科研黄金期”。

近日，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退休研究员杨杰在62岁时，迎来了科研生涯的又一“高光时刻”——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人生首篇《科学》论文。他所在的研究团队重新界定了多刺世山虫的系统归属。

当被问及论文被接收后的心情，杨杰告诉《中国科学报》：“很高兴也很满足，曾经几次冲击《科学》都铩羽而归，这次终于实现了《自然》《科学》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大满贯’的夙愿。”

大量令人费解的“谜团”

约5.3亿年前，地球曾上演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一时期，地球宛如一个巨大的“生命试验场”，几乎所有现代动物的基本门类都在短时间内迅速涌现。

而寒武纪也留下了大量令人费解的“谜团”。“凡是寒武纪的研究，无论是加拿大的布尔吉斯生物群，还是中国的澄江、关山或凯里生物群，其背后总会有一个特殊的分类标签‘分类位置不明’。”杨杰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这些体态奇特而陌生的生物体中，许多喻示了早期主要动物类群的祖先。例如，寒武纪覆有棘刺的化石多刺世山虫被解释为软体动物与其冠轮动物祖先之间的过渡类型。

云南是一个古生物化石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多刺世山虫的化石就出土于该省的富民县寒武纪关山生物群。

2019年，该县一处高速公路的施工工地意外暴露出大量化石。当地一位喜爱化石的居民随即将此线索告诉了多年前曾为其鉴定过化石的杨杰。“我赶到富民一看，发现化石确实非常丰富，但施工破坏了地层结构，不利于系统性研究。”杨杰说。

于是，杨杰带领学生转而前往一江相隔的禄劝县兴隆村，继续踏勘。这个偏僻的苗族村落由于地层原貌良好，成为了他们理想的挖掘场地。

“这里的标本多得出乎我们的想象。有最常见的三叶虫、软舌螺、蠕虫，也有不同属种的开腔骨动物。”杨杰回忆说。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山顶发现的一类蠕虫化石，其身体紧缩在一个软舌螺的硬壳内。“它应该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而藏身于螺壳里。这种生存方式与现代生物中的寄居蟹类似。”杨杰说。这个细节令团队兴奋不已，因为其不仅展示了寒武纪生物的复杂生态行为，也为早期动物与其生存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线索。2021年，相关研究发表于国际生物学期刊《当代生物学》。

在最新发表的《科学》文章中，团队将目光转向同样采获于兴隆村的另一类化石——17件世山虫同类标本。“基于这些材料，我们对世山虫为软体动物提出了新的解释，将多刺世山虫重新认识为一种特异的开腔骨动物。”杨杰告诉《中国科学报》。

“此前的研究认为，多刺世山虫腹部存在一条条带状结构，并据此推测它具备类似软体动物——比如蜗牛用于运动的‘腹足’。但我们的解剖学证据表明，在标注为‘腹环带’和‘足’的表面见刺，故此处应为壳体表面，其‘腹足’结构存疑。”杨杰解释说。

此外，团队依据锥状刺在壳体内外表面的不同形态特征，推断世山虫像已灭绝的开腔骨动物鸟巢虫一样，躯体呈辐射对称。

在杨杰看来，这些判断依赖的是更清晰、保存更完好的新化石材料。“古生物学是一门高度依赖实物材料的学科。”化石埋藏在地下，保存情况因环境而异，常常存在不完整或变形的现象。“如果挖掘不到好的材料，无论学术底子多么深厚，也无法发挥作用。”他说。

文科生“半路出家”

杨杰的童年是在云南东部一个名叫“小挨来”的彝族寨子里度过的。

寨子里的小学设在一座破旧的庙里，年幼的杨杰和村里的孩子们就在这里读书识字。课间，他常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青山出神。正是在一次次对大自然的凝望中，杨杰对生物学的兴趣悄然萌生。

然而，有些热爱注定以另一种方式生长。考大学时，因数学成绩不理想，杨杰与理工科失之交臂，进入历史系成为了一名文科生。

1986年本科毕业后，杨杰服从分配进入云南大学图书馆工作。在接下来的14年里，他日复一日地编目、整理、归档。这份工作稳定而有规律，却令杨杰感到生活停滞不前。他说：“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渴望那种充满挑战的工作。”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著名古生物学家、澄江生物群的发现者侯先光，在云南大学组建了澄江动物群研究中心，这是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得知消息后，杨杰立即前去拜访他：“侯老师，您这里需不需要一个干活的人？我来给您扫扫地、跑跑腿都行。”不久后，38岁的杨杰告别工作多年的图书馆，从零开始接触古生物研究。

他接到的首个任务，是前往野外采集化石。“我记得最艰苦的一次是在澄江黄家庄。”他回忆道，“那里的生活条件极为简陋——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连蔬菜都买不到。5月的云南干旱少雨，天气炎热，大家全靠村里的一眼山泉打点饮用水，然后用湿毛巾简单擦洗。在那里干了一个月，我都能闻到自己身上的酸臭味。”

尽管如此，杨杰却从未动摇研究古生物的决心，反倒在劳作中逐渐找到了方向。作为一名“半路出家”做科研的文科生，起初，杨杰对自己的学术能力没有太大信心。“但我觉得我写文章还行。”于是，他开始在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通过写作梳理思路，逐步深入古生物的世界。

随着对澄江生物群的了解日益加深，杨杰开始思考更根本的问题——这么壮观的一个生命大爆发场景，为什么在其后的地层里就找不到了？

这个疑问促使杨杰将目光投向了澄江生物群地层上覆的乌龙箐组地层。在这里，他意外收获了大量腕足动物化石。腕足并非他的研究专长，但他却因此有幸结识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古所）研究员金玉玕。

金玉玕长期从事腕足动物化石研究，是我国石炭纪和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学术带头人。2003年，为确定澄江生物群的确切时限，他来到云南采集相关化石剖面的火山灰。由于杨杰对当地地层极为熟悉，成为了金玉玕的“野外向导”。

在与金玉玕同去采集化石材料的途中，杨杰得知了他跌宕而令人动容的一段人生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支援大三线建设，金玉玕曾赴金沙江一带参与地质勘探，骑马途中不慎摔伤。后来，因被确诊为骨癌，接受了一场重要的手术治疗。

“手术后，老先生在昏迷与苏醒之间反复挣扎了近一周，才慢慢恢复意识。”杨杰说，“当时，我以为是麻醉出了问题，结果他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一跳——‘怕影响大脑，我拒绝麻醉’。过去，我只在书上看过刘伯承做手术不打麻药的故事，没想到现实中真遇到了意志力如此强的人。所以我很敬佩老先生。”

此外，金玉玕对学术的认真与执着，也深深感染了杨杰。一次外出野外考察时，他曾亲眼目睹60多岁的金玉玕在烈日下趴在岩石上，借助放大镜观察每一层化石的变化。“这种严谨的科研态度至今仍影响着我。”

此后几年，二人有了更多的来往和交流。虽相隔两地，但杨杰在暑假期间会去南京协助他整理标本。

有一次，杨杰完成了一些标本的绘图。金玉玕注意到标本绘图略有遗漏后并未多言，而是亲自提笔重新绘制。“那一刻，我感到很羞愧。”杨杰说，“我以为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压痕，便略去了。但老先生的绘图让我意识到，那些细节其实蕴含着有规律的生物结构。”后来，金玉玕又非常耐心地给他讲解腕足动物的演化与结构规律，一点点帮他建立起系统观察与科学思维的框架。

“我当时就是个小辈，他是德高望重的院士。但老先生从来不摆架子。我本来只想做些科普，觉得以自己的背景难登学术大雅之堂，是他告诉我‘科普也是科学，有意义、有价值’。”杨杰说。

在金玉玕的鼓励和引导下，杨杰开始深入思考腕足动物的演化关系，不再局限于科普。不仅如此，金玉玕还指导杨杰申请到人生中的第一笔科研经费——南古所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金。

2008年，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杨杰以研究者的身份，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了科研生涯中的首篇论文。那年，他已45岁。

此后，他持续活跃于科研一线，并陆续在《自然》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等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成果揭示了5.1亿年至5.2亿年前寒武纪陆缘浅海的“昆明澄江虾”的腹神经索，为揭示泛节肢动物神经系统的早期特征及其演化提供了有力证据。

享受“打野”带来的惊喜

如今，62岁的杨杰已经退休2年多。翻开他的朋友圈，看到的不是一个刻板印象的退休老人的日常，而是一个喜爱在山林和岩层中穿梭的“打野狂人”。

在杨杰看来，退休对他来说并非离开科研，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兴趣、回归自然、回归那份纯粹的好奇心，不设定明确的科研任务，也不强求收获，以一颗松弛的心去感受自然，享受“打野”带来的惊喜。“目的性太强，反而容易失望。放松心态更容易发现好标本。”

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科研的限制，而是经验与判断的加成。“古生物学这个学科实践性很强，越老越吃香。年纪大了，经验更丰富，看得多了才准。”

凭借多年的实地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杨杰有了新计划：“我们非常幸运地在云南曲靖地区的志留纪地层中发现了保存有软组织的特异埋藏化石群。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片地区的材料开展进一步研究，希望推动整个古生物学界对志留纪生命演化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