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凌霄

他被誉为在追光游戏中捉住那只“薛定谔的猫”的科学家；他与合作者因“发现测量和操控单个量子系统的突破性实验方法”，在201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近日，在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81岁的法国科学院院士塞尔日·阿罗什（Serge Haroche）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他笑着说：“我太老了，赶不上人工智能的潮流。”

阿罗什在会上呼吁：“在基础科学方面，我们不应该建立高墙，妨碍知识传递和分享。各类研究都必须开展国际合作，让科学家能够自由地交流和分享。”

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像是“企业家”

《中国科学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至今已10多年，你觉得科研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

阿罗什：如今，年轻科研人员更像是“企业家”，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撰写提案、争取资金。在职业生涯初期，这些工作可能不利于基础科学的良性发展。

事实上，大家把年轻科学家推入了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并要求他们早期就能够迅速取得成果。这意味着，科研工作会更多聚焦于短期课题，而非有“野心”的长期项目。这样的竞争让年轻科研人员急切地追求发表论文，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可能会夸大取得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报》：如何摆脱“不发表，就出局”的困境？

阿罗什：我年轻时，电脑数据分析不像今天这么发达，不需要回答量化的数据问题，只需要发布一份研究工作的定性报告提供给相关领域的同行。现在的状况是，根据定量数据、数字和排名来评判某一科研成果。我认为，与其依赖量化指标，不如由同行进行深入评估。

当前的科研界过度依赖论文数量和高影响力期刊的发表记录，迫使年轻人选择短期、低风险的课题，而现在定量指标也取代了定性判断。要改变现状，必须建立一项更加注重研究质量的评估机制，并给予长期项目更多包容。

科学探索应该自下而上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哪些优势和提升空间？

阿罗什：每次到中国参观大学或研究机构时，我都对这里的资金支持和设备投入印象深刻。中国在过去10年取得的科研进步同样令人瞩目，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但我认为，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在独立发展项目方面的自由度仍显不足。真正的重大科学突破通常来源于科学家自下而上的探索，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并进行开放式研究。

《中国科学报》：你在不同国家都有丰富的学术经历，能否分享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阿罗什：在美国、以色列、部分欧洲国家，年轻科学家拥有更大的学术自主权。如果一名年轻科研人员展现出卓越的潜力，他们往往能够获得充分的信任，被允许自由选择研究方向。通常，会给予五六年的时间，再评估他们是否有所成就，以及是否授予终身职位。法国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的科研体系不会给予这样的自由，我们可能更尊重资历。

谨慎对待人工智能的应用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你是否尝试过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研究？

阿罗什：事实上，我不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研究，我想我太老了。

人工智能作为翻译是非常有用的。当阅读一篇伊朗论文时，我会用人工智能来翻译；当我在会议上讲话时，人工智能可以立即进行翻译。在需要处理海量数据的研究领域，人工智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加速器物理研究方面，科研人员需要分析庞大的数据集；在制药行业，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析复杂的分子或蛋白质结构，从而加速新药研发。

《中国科学报》：你是否与年轻学者交流过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如今，一些学生甚至用人工智能工具撰写论文。

阿罗什：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教育领域，有人用人工智能写论文，有人试图用人工智能在考试中作弊，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相应的工具来检测论文是由人类撰写的，还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前提是使用者具备扎实的学科背景，并能够带着批判性思维使用。但如果只是机械地复制文本，或者生成自己并不了解的内容，最终只会浪费时间，无法真正学到东西。

《中国科学报》：对于刚开启学术生涯的研究者，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阿罗什：年轻研究者应认清什么是自身的激情所在，并思考希望在其中作出怎样的贡献。一旦发现某个领域正在经历变革，并且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就应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就我而言，当开启科研生涯时，激光技术正处于起步阶段。我立刻意识到，激光技术将为原子物理研究提供全新的可能。当时，我完全无法预见之后60年里的技术变革及影响。或许，人工智能正是当下的变革性技术之一，生命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突破点。

（本报记者沈春蕾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