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孟凌霄

当我们要与2025年挥手告别时，中国高等教育再次站在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节点。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持续“破五唯”等高等教育改革与人工智能（AI）等技术革命的双重驱动下，这一年，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愈发凸显，需要我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从课堂上打破灌输式教学的范式重构，到对“非升即走”制度的反思；从聚焦创新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育人内核，到突破“唯绩点”桎梏的多元评价体系搭建，再到专业的供需错位和逆向选择……这些问题看似对象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如果剥去其表面的各种“装饰”， 不难发现，其核心所指，恰恰是高等教育得以正常运转的底层机制——课堂教学、专业设置、学生评价、人事制度……

从这个角度说，这些问题的实质正是高等教育底层运行逻辑在外部环境飞速变化下的某种“不适应”，也是这一阶段改革矛盾的集中体现，而管理部门、高校、教师等相关方围绕这些问题的改革与探索，也说明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高等教育的底层逻辑进行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塑与调整。

1 思维培养：求索多年，为何仍“有待出发”？

无论学生是否“抬头”，无论课堂是“传统”还是“现代”，一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大学究竟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但在华中科技大学创新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董毓看来，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学者之一，2025年对于董毓而言可谓 “悲喜交加”。“喜”是因为随着AI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董毓表示：“以前那些‘科技大佬’发言谈教育时，主动提到批判性思维的并不多，但2025年，尤其是AI领域专家谈教育时，10个人中有9个人会提到批判性思维教育。”而“悲”则在于现实进展与期待之间的落差。董毓感慨：“努力了这么多年，但国内高校在以批判性思维为代表的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方面，能够适应AI时代的要求、以探究提问和多样反思为特征的实践，几乎为零。”

发出类似感慨的，还有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已在高校从事几十年想象力思维能力培养的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国内几乎没有想象力教育。”

“不管是批判性思维还是想象力思维，都属于高阶思维能力。”董毓解释说，这类能力超越了简单记忆和复述，强调对知识进行加工、整合与创造，体现为探究、分析、评价和创新的综合运用。

“在AI时代，这样的能力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董毓说。

2025年，国内针对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并非毫无动作，如7月在厦门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在想象力教育方面，9月举行的2025银河科幻大会也专门设置了想象力教育专题会议；在北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纪阳以“工程科幻创作大赛”为平台组织学生进行的工程想象力教育实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这些探索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整体乏力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人们对于高阶思维能力在概念层面都存在一定误解。比如提到批判性思维，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否定之学”，一些“批判性思维”课程也以挑逻辑谬误为主要内容。但事实上，批判性思维并非单纯的否定，而是“探究提问+谨慎反思+创造拓展”的闭环。

至于想象力教育，人们往往将其与“科幻教育”混为一谈。而根据吴岩的理解，科幻教育仅仅算是想象力教育的“入门阶段”，是想象力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但绝非全部。

正是这些概念理解的偏差，导致目前国内高校在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呈现“有形式，无实质”的现状。

“AI时代，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作用在于促进学生发散思维和全面思考能力的提升，其最重要的两个‘抓手’是提问能力和评估能力，即如何以提问的形式，借助AI获得更好的答案，以及对AI输出的答案‘去伪存真’。”董毓说，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所谓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中，绝大多数没有将这些内容作为重点，仍更多纠结于如何让学生“挑毛病”。

想象力思维的教育面临几乎相同的窘境。大量高校将“想象力教育”与“科幻教育”画等号，并围绕“科幻教育”做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往往被“写偏”。

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孙海军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很多高校开设的科幻文学的鉴赏类通识课程，其最大价值在于借助科学幻想提升学生的想象力。但目前这类课程往往更注重科幻作品背后的科学知识，几乎不考虑对学生想象力的开发。”

更进一步看，所谓的高阶思维能力并不只有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思维，还包括创造性思维、系统性思维、辩证思维等其他内容，只是这些内容更加抽象，也更难以通过单一课程的形式融入现有教育体系。

“AI时代，高阶思维能力的作用将更加凸显，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进行相应调整。”董毓告诉《中国科学报》，近期《自然》发表的实证研究，呼吁教育领域需强化“批判性思维 +AI工具应用”的双重培养，要将“AI工具应用+批判性思维+学术严谨性”纳入课程体系，从源头规避“认知懒惰”。

“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希望未来我们能真正有所动作。”董毓说。

2 课堂教学：“技术狂潮”中如何“重塑关系”？

2025年秋季开学季，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刊发在《中国科学报》的一篇题为《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2025年9月23日第4版）的文章，引发了众多高校教师的关注。文中，这位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却对于满教室埋头刷手机的学生束手无策。无论他如何改变课堂授课方式，都难以持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王元丰的感受代表了很多一线教师的心声。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智能投影、AI助教、课堂互动软件等电子设备日益成为课堂教学的日常配置，教师在教学关系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学生的注意力也愈发被电子产品分散。

这种由于电子产品的介入而产生的课堂教学矛盾，近年来日益凸显，并最终以“发霉的课堂”为突破口形成了一波集体共鸣。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双一流”高校教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反映：“大学生在课堂上玩游戏很普遍，很多名师都哀叹自己的课没人听，老师再用心备课，也拉不回一个玩游戏的孩子的注意力。”

为了缓解这一趋势，很多高校都采取了诸如“无手机课堂”“手机入袋”“严抓抬头率”等方式，试图重塑课堂秩序。仅在2025年，就有西北政法大学、大连海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等高校或院系在内部实施相关措施。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表示，该做法属于“必要的过渡性措施”，但并非终极解法。“无手机课堂”确实能在短期内提升学生的专注度，但其风险在于，一旦离开课堂，学生仍然缺乏自我管理能力。“换言之，禁用手机可以清理表层行为，但不能修复深层心智。”他指出。

在郭英剑看来，近年来高校课堂无疑经历着一波“技术狂潮”，但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在此阶段，教师在传统课堂中“权威与中心”的地位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引导者与设计者”的角色。

“教师不再只是‘传递知识的人’，还是‘设计学习体验的人’。他们需要掌握学习心理学、数字素养、叙事表达与任务驱动等新型教学能力。”郭英剑说，相应地，学生也需从被动的“听众”转变为主动的“合作者”，学会反思自身的学习节奏、信息选择与专注方式。

“课堂改革的关键不是工具，而是关系。真正的教育创新不是多加一个App，而是重建师生之间的‘共同注意力’。”他说。

受访时，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也多次提到“关系”这一关键词。

“无论处于什么时代，老师在师生关系中都应该是‘引导者’，学生始终是主体，教学的本质也永远都是‘教学相长’。”樊秀娣说，无论任何时代，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往往会“倒逼”老师不断进步，他们会提问题，逼着老师更认真地备课。

至于电子产品在课堂上的广泛使用，樊秀娣“并不认为这是问题”。她以自己为例，“我的课程采取高度互动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少有机会分心”。

此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于歆杰也曾直言，传统课程模式下，教师会扮演“知识传播者”的角色，在传播知识时，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获取各类优质资源已轻而易举，这导致在教学领域“把课讲明白”这个教师曾经最重要的任务，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替代。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在具体路径上并不完全相同，但指向却是统一且明确的——当“技术狂潮”深度冲击传统课堂，与其纠结是否应该对抗潮流，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该如何“重塑关系”。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让‘抬头’成为学生新的学习姿态。无论是否使用电子设备，他们都有能力与教师‘面对面交流’，这不仅是教学问题，更关乎人际关系与社会性的重建。”郭英剑说。

3 专业供需：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定力”？

同样需要认真审视的，还有2025年的高校专业供需关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分数越高，理应选择层级越高的学校和专业。但在2025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件事不再那么“自然”。

无论是在高考还是考研季，“逆向报考”的现象正变得愈发明显。很多高分考生不再执着于名校光环，而是转向普通高校的优势专业、成立不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甚至选择职业类院校。这一现象也直接导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2025年的高考录取分数跻身前列。而在考研报名时，不乏考生选择“降级”“求稳”，将专业的市场需求度置于学校层级之上。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选择更像是一种理性回归，反映出高等教育系统与人才市场预期的变化。

比如，樊秀娣在受访时直言，学校、专业的层级是为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而设置的，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高低之分。“关键不在于‘往高走’还是‘往低走’，而在于是否符合个人需求。”她说。

事实上，学生基于自身需求作出的选择，反而会倒逼高等教育系统把专业设置做得更扎实。“普通高校如果把专业办好，同样可以吸引优秀生源；而所谓‘好学校’，也不能只靠名气躺在‘功劳簿’上。”樊秀娣说。

张端鸿也表示，考生与家长对名校“祛魅”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过去，一些名校的弱势专业曾被视为‘捡漏’选择，但在社会需求有限、专业实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今的考生和家长越来越不愿意仅凭名校之名，就承担潜在的就业风险。”张端鸿表示，这类专业更容易在新一轮专业结构调整中被裁撤、合并或升级。

在“天平”的另一端，国家导向、社会需求以及学生“用脚投票”的选择，也正在持续向高校传导，成为倒逼其专业结构改革的重要力量。近期，多所高校启动了力度不小的专业撤并与调整，如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集中调整了二三十个专业，“大刀阔斧”成为外界的直观感受。

究其原因，张端鸿表示，在国家层面出台学科专业调整的相关规划的同时，高校内部的常态化预警机制也正发挥作用——就业情况、培养质量、核心指标为弱势专业“亮灯”，促使学校采取行动。“政策和预警机制让高校在专业调整时有了明确方向，专业调整是大势所趋。”他说。

但对于高校来说，专业调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迎合市场。

一方面，专业升级既要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也要服务社会长远发展。在这一轮系统性升级中，不少高校将学科专业调整与产业需求、紧缺急需人才紧密结合，通过课程体系和培养环节的重构，加强与产业的衔接。

另一方面，在AI等热门专业持续升温，甚至“扎堆办学”的背景下，高校的选择更考验定力。

张端鸿指出，每所学校都有自身的优势学科和办学特色，不能一味追随市场冷热变化，“市场需求具有周期性，冷门专业过几年也可能变得热门”。关键不在于撤掉多少专业，而在于能否根据外部环境持续更新学科和专业的内涵。

针对近年来部分高校重点发展“AI+专业”的现象，樊秀娣将相关探索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以AI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对师资、科研和技术积累要求极高，“如果学校没有这个能力，千万不要贸然开设”；另一类则是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引入AI工具，提升学生在法律、建筑、交通等具体领域的工作能力。对于这类传统专业而言，系统更新课程内容是相当必要的。

“从更长周期看，专业供需的关键并不在于‘绝对对口’。高校如果过分强调短期对口，反而更容易忽视对学生通用能力、学习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培养。”樊秀娣表示，与此同时，许多高校在院系设置上呈现明显的“去专业”特色，强调针对某一行业或重大问题的学科交叉，这也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趋势。

无论是学生的理性选择，还是高校的集中调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专业供需正在回归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

随着“十五五”临近，更深层次的调整仍在酝酿。可以确定的是，比专业名称更重要的是课程与培养质量，比专业一时冷热更重要的是高校是否真正具备持续更新内涵的能力。

4 学生评价：“去绩点”之后，响应者如何“追随”？

2025年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均可作为申请研究生学位的核心依据。这一规定如同向平静水面投下的一颗石子，在2025年的高等教育领域激起一串涟漪。

9月底，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职博士生魏连峰凭借实践成果，成为该校首个以实践成果通过答辩的博士生。在他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前几天，重庆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刚刚认定，该校在职博士生袁小虎凭借实践成果获得博士学位。

截至2025年年底，随着更多博士生完成学业，包括中南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均有工程类博士生以非学位论文形式毕业。

对于这一变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直言“既合理，又必要”。

“该法律的出台，以及各高校顺势而为的背后，反映了对于知识本质创新的追求。”他解释说，工程类研究生的培养目的就是培养能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人才，而此类人才在解决问题和进行创新时的核心正是“缄默知识”。

“所谓‘缄默知识’，就是那些不能明言的知识，这类知识往往难以写成论文，而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卢晓东说，在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中，要积极鼓励学生增加这类知识，既需要加大实践教学的比例，也要在评价方式上实行纸面论文与实践成果的双重考查。

“从这个角度说，实践成果被纳入博士学位考核依据，是我国学生评价制度改革蓝图中具有指向意义的一笔。”卢晓东说。

然而，这并非2025年学生评价改革蓝图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笔，因为就在魏连峰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两个月前，北京大学的一纸通知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2025年7月，北京大学在校内发布通知，从2025级学生起，全面取消绩点制度，课程考核可采用百分制或者等级制记录成绩。

这项改革甫一推出，便在教育界乃至社会层面引发广泛讨论。毕竟，绩点作为目前衡量高校学生学习情况的主要标准，已经渗透到学生在校期间的各个环节。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看来，问题恰恰出在此处。

“正是因为绩点被置于学生评价的核心位置，才导致目前高校的整体教育导向出现了明显的‘唯绩点化’倾向。学生学习行为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提升自身能力，而是为了获取高绩点。”别敦荣说。

从这个角度说，北京大学的“去绩点”改革与国内部分高校允许博士生通过实践成果毕业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都是对教育本质的一种回归。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登高一呼”的探索，并未止步于个别高校。除了前文提到的多所允许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毕业的高校之外，河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部分高校也开始在某些课程中引入合格制。相较于此前施行此项制度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头部高校，2025年显然有更多地方高校加入学生评价改革的行列。

对此，别敦荣表示，不同高校的层次和情况不同，“先行者”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尤其在“去绩点化”的问题上，如果缺乏配套改革的跟进，一般高校很难取得效果。

“但无论如何，2025年我们已经在学生评价改革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至于后续该怎样跟进，当然需要深入思考，也要保持耐心。”别敦荣说。

5 非升即走：“退潮”趋势下，如何实现“大浪淘沙”？

如果说2025年国内高校针对学生的评价改革令人欣喜，那么，以“非升即走”制度为代表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则多少有些让人一言难尽。

这一年，中国海洋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人才招聘公告中，“事业编制”“无‘非升即走’”成为高频词。这一变化被很多人视作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性转折——曾引发热议的“非升即走”似乎正在“退潮”。

事实上，早在2022年，国内已经有部分高校，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在人才招聘简章中明确提出不施行“非升即走”制度，此举在当时已经引起了不少讨论。进入2025年，这股“潮流”似乎来得更猛，也再次引发公众对于“非升即走”制度是否适合国内高校的思考。

然而事实上，“非升即走”本就不是一项适合所有高校的制度。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坦言，即便在国际范围内，“非升即走”制度也主要应用于一些研究型大学。“越是教学型大学，实施‘非升即走’制度的教师比例和规模就越小。”

究其原因，“非升即走”在本质上是一套“高激励性”和“高约束性”并存的制度。也就是说，高校通过“高薪酬”等方式引进优秀青年人才，同时借助“非升即走”的手段，以更高的学术标准考验其研究能力。青年教师一旦通过考验，该制度就可以为其“坐冷板凳”创造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

“从上述条件看，‘非升即走’显然更适合侧重科学研究、‘财力’更雄厚的研究型大学。至于某些教学型高校或地方高校，在实施该制度过程中出现某些不适应是很正常的。经过反思，这些高校放弃‘非升即走’，转而采用其他人事制度合情合理。”张端鸿表示，从这个角度看，对某些高校宣布停用“非升即走”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事实上，相较于公众对此现象的高关注度，业内专家的反应则更加平静。

比如，别敦荣便直言，面对“非升即走”制度，公众乃至部分媒体的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在某些负面事件上，特别是离职教师的境遇，并由此以偏概全地质疑该制度的合理性。但事实上，“非升即走”制度自从被引入国内以来，其带来的积极效应要远大于负面影响。

“如果没有‘非升即走’所带来的竞争性压力，国内高校教师‘德不配位’的现象将严重得多，这样的教训我们不是没有过。”别敦荣说，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不过，在肯定正面价值的同时，目前“非升即走”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也不容忽视。对此，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将其归结为某些高校在执行层面存在的“私心”。

“‘非升即走’的关键在于‘升’而非‘走’，也就是说，该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淘汰少部分‘不合格’的教师，留下大部分教师。”别敦荣说，很多高校在实践中往往将淘汰比例定得过高，将大部分教师定位为未来的“淘汰对象”，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吴玉章青年学者刘进此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曾指出，目前部分国内高校施行“非升即走”时，往往只针对年轻老师，即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一些传统体制下的教师由于缺乏相关激励机制，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已经不足。

因此，部分高校为了提升整体科研成绩，只能选择通过大量招聘，将年轻教师的“盘子”做大，并通过“非升即走”制度，尽量多地激发其科研产能。然而，由于晋升名额有限，学校又必须通过种种手段，在这些教师转为“长聘”之前，将其大量淘汰。

“总之，‘非升即走’作为一项制度，也需要在高校中经历一番‘大浪淘沙’式的筛选，才能找到最适合该制度的高校群体，而近年来部分高校舍弃该制度的做法，似乎预示着这种淘汰已经开始。”张端鸿说，在此背景下，与其争论该制度的去留，不如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如何在实践层面更好地体现该制度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