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竞争。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关键在于创造性的思维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近日，日本科学家森和俊在香港桂冠论坛2025上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森和俊是未折叠蛋白反应（UPR）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曾获得2014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和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然而，他表示，和研究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差点儿让他改行。

《中国科学报》：你在研究生涯中是否遇到过一些挑战？

森和俊：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竞争。我从1989年开始做UPR相关研究，当时我的导师发现细胞中存在一种名为UPR的系统，但尚未鉴定出任何相关分子。我很幸运，能从“零起点”开始尝试分离参与UPR的分子，并利用酵母这一更简单的系统开展遗传实验。我们培育出了突变酵母细胞，最终鉴定出UPR的传感器分子。

然而，1993年7月，当我们准备发表这个令人兴奋的成果时，坏消息传来了——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彼得·沃尔特团队在《细胞》发表了关于同一分子的论文。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我们没有放弃，而是补充了更多关键实验后再次投稿，最终我们的论文在当年8月发表于《细胞》。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像是一场激烈的竞赛，但共同开辟了UPR这一新领域。

《中国科学报》：后来和对方还有类似的竞争吗？

森和俊：之后研究转录因子时，类似竞争再次出现。1993年，我回到日本继续开展UPR研究，花了两年时间苦苦探索，终于鉴定出下一个关键转录因子。我再次向《细胞》投稿，但被拒绝了，理由是“仅有鉴定不足以在《细胞》发表，必须阐明其作用机制”。

就在我们继续开展研究时，我的同事在德国开会时听到彼得报告他们发现了同一个因子，并阐述其通过一种不寻常的剪接机制发挥作用。我当时觉得“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但同事仔细了解后发现，虽然研究结果相同，但彼得的解释与我们不同。这让我觉得还有机会，于是继续坚持。彼得的第二篇论文于1996年10月发表，但我们最终证明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

《中国科学报》：与竞争对手后来有合作吗？

森和俊：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确实是竞争对手，当时没有任何交流。1996年，彼得团队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后，我们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会议上见面，我当场指出我们对实验结果的解读不同，但当时没有权威科学家相信我。

2002年，我们的研究都证实了UPR在哺乳动物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过程中意义重大。而这一成果是我率先完成的，之后我们从竞争对手变成了朋友，开始有了交流。

《中国科学报》：21世纪初，日本政府提出“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目前这一目标正逐步实现。日本是如何鼓励科研探索的？当前日本科研环境如何？

森和俊：这个目标提出时日本经济状况良好，后来获得诺奖的成果大多孕育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经济良好的时期，科研人员能自由开展研究。我当时所在研究所的资金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工业界，非常充裕。

但21世纪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政府更倾向于追求能带来即时经济效益的应用型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目前，日本科学家都对这一状况感到担忧。

《中国科学报》：这种担忧的根源是什么？

森和俊：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基，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应用科学终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

《中国科学报》：你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科学发展印象如何？

森和俊：中国科学发展得非常好，目前中国的科研资金充足，也有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他们的英语交流和学术汇报能力都很强。我一年半前退休了，之前培养过五六名中国学生，他们非常优秀。

在我看来，影响中国科研创新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于对影响因子的过度关注。影响因子只能衡量短期（论文发表后两年内）的引用情况，如果你在一个新领域工作，即使发表了很好的论文，但短期内没有高引用，也难以获得经费支持。事实上，许多诺奖级别的成果在刚问世时，并没有很高的影响因子。如果过度依赖影响因子来分配资源，可能会让科学家难以从事那些风险高、创新性强，可能带来颠覆性突破的研究。

《中国科学报》：对于希望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的青年科学家，你有什么建议？

森和俊：找到真正让你着迷的领域。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领域，作为一个“新人”，你会面对大量已经发表的论文，所以必须制定合理的研究策略。我当年正是凭借分离转录因子Hac1的创新策略改变了研究轨迹，若没有这一策略，我可能会被彼得团队超越而从事别的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