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昆栎。 作者供图

■周浙昆

2024年10月3日，世界植物区系的组成中多了一个新物种，它的学名是Quercus zhekunii M.Deng & J.Huang。这是一种生长在广西西南部热带石灰岩山地的壳斗科栎属植物，我的学生、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副研究员黄健和他的师姐、云南大学教授邓敏分别采集到了这种植物。

两人合作带领学生通过形态对比、形态解剖和分子形态学的分析，最终确定这是一个新物种，他们将其命名为Quercus zhekunii。植物的学名由属名和种加词组成，如果把属名比喻为植物的姓，那么种加词就是该植物的名。这个新物种的加词“zhekunii”来自我的名“浙昆”，因此，该物种的学名是Quercus zhekunii，中文名就叫“浙昆栎”。

如何确定一个新物种

植物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完整的体系，全球植物的家底已经基本摸清，全世界“有名有姓”的植物有37万多种。许多国家还出版了植物志，为自己国家的植物建立了“户口本”。即便如此，每年还是会有大量新种被发现和被描述。2023年国内共发表植物新属14个、新种235个、新种下类群12个、新记录科1个，新记录属4个、新记录物种76个。

需要说明的是，绝大部分新物种不是新产生的物种，而是被新认识的物种。在人们认识之前，它们可能存在了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随着野外调查的深入，采集到新的标本；或者随着研究深入，研究方法和手段升级，在过去的一些标本中发现了它们。

怎样才能确定采到的标本是新物种？在分类学实践中，大多数分类学家都能根据植物花、果和叶等外部形态特征，将所采到的标本归入某个科。科下又分为若干属，多的科由几百个属组成，如兰科就有700多个属。少的只有一个属，如杜仲科就只有杜仲一属一种。

而科往下分属，能难住一大半的植物学家。能够把各个地区的植物快速鉴定到属级水平，就可以算作水平较高的分类学者了。这需要一部分植物学家专注于一些专门类群的研究，像蔷薇科、壳斗科、兰科都有专门的学者在研究。把标本送给某个科的学者鉴定和研究是分类学共同体的惯常做法。

判断一个物种是不是新物种，除了要做形态特征对比和解剖学特征的分析外，还要有一些分子生物学证据，这样才能确定这是一个尚未被描述过的新种。认识物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植物之名，致敬前辈

分类完成以后，就要给新物种命名。植物的命名是有法可依的，这个“法”就是分类学共同体制定和遵守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命名一个植物有一系列烦琐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要有一个凭证标本，即植物名称存在的凭证——模式标本。第二，植物的学名采用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创造的双名法，植物的名称由属名+种加词+命名人组成，在很多时候命名人可以省略。第三，名称要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要有拉丁文特征记述，现改为英文记述。第四，名称一经发表就有了优先权，如果这个物种鉴定没有错、系统位置没有改变，这个物种的名称就永远不能改变，即便对系统位置的认知改变了、属名变了，种加词也不能改变。

产自中国的植物很多被叫作“japonica”，原因是这些标本是通过日本转运到西方的，西方植物学家以为这些标本产自日本，所以起了这个名称。事实上，有些叫“japonica”的植物，可能根本不产自日本。但这个名称一经发表，便不能更改。

植物的种加词通常有三大类。第一大类根据新物种最突出、最典型的性状来命名，比如竹叶青冈Quercus bambusaefolia，指的是该青冈叶子像竹子的叶子。第二大类是用地名命名，通常是模式标本的产地，比如说贡山栎Quercus kongshanensis，模式标本采自云南省贡山县。第三大类是用人名来命名，比如说黄毛青冈Quercus delavayi，这里种加词中的Delavayi是法国传教士德洛维。

1881年，德洛维来到滇西北建立新的传教点，由于之前受到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谢的委托，他一边传教，一边以教堂为基地，特别是在滇西北，以及滇中、滇东北等地进行了长期持续性的植物收集，直至1895年在昆明病逝。巴黎自然博物馆共收到他寄回的植物标本20多万件，约有4000种，估计有1500多个新种和许多新属。为了纪念他在植物采集方面的贡献，西方植物学家把他采集的植物起名为delavayi，云南有许多植物的名字都叫delavayi, 如大家熟知的山玉兰Mangolia delavayi和苍山冷杉Abies delavayi等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人开玩笑说，在云南如果你不认识某种植物，就叫它delavayi，这样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是对的。

以上三类命名方式各有特色。其中用人名来命名植物，是植物学家向同行、长者、采集人表达敬意的特殊方式。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焕镛的导师、美国植物学家梅尔1934年给陈焕镛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想致敬或感谢某人对你的帮助，你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到植物新种命名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国资深植物学家的名字几乎都被用来命名过植物，而且不止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孙航就将他们发现的荨麻科的一个新属，命名为“征镒麻属”（Zhengyia T.Deng，D.G. Zhang & H.Sun）。这里的Zhengyi就是以我们共同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的名字命名的。版纳植物园的年轻分类学者谭运洪等发现了一个大戟科的新属，他们将这个新属命名为希陶木属（Tsaiodendron Y.H.Tan，H.Zhu & H.Sun），以纪念版纳植物园的创始人、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

据不完全统计，以吴征镒命名的新属有4个、新种有24个，而且不少是国外学者命名的。受人尊敬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植物学家李恒，以她名字命名的植物也有17种之多。

壳斗科发现后继有人

“浙昆栎”的两位命名人，分别是我的学生邓敏和黄健，他们用我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栎属新种，是学生们给予我这个老师最大的尊重。他们在论文中解释新种词源时说，用周浙昆的名字命名这个新种，是铭记周浙昆在东亚壳斗科植物的系统演化、生物地理学和化石历史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这个说法让我感觉受之有愧。

我的研究是从壳斗科入手的，在转向古植物研究之前，我三分之一的论文与壳斗科相关，有9篇论文的引用次数超过100次，其中就有一篇关于壳斗科系统演化的。我也有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壳斗科内容相关，比如邓敏的博士论文就是栎属青冈亚属分类和系统（现在青冈亚属已经被降格到青冈组）。邓敏毕业后，我建议她继续开展壳斗科植物的研究，她目前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壳斗科专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学术声誉。

如今，发现的新种草本要远远多于木本，因为相对于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更容易被发现。壳斗科作为森林生态中的常见类群，研究相对充分，发现新种的概率极低。在我的印象中，国内这些年都没有发表过栎属的新种。

“浙昆栎”是邓敏和黄健分别发现的，这个物种分布于广西河池、龙州等地的石灰岩的悬崖峭壁上，“躲过”了多次的考察和采集。

黄健在硕士期间研究华东植物区系，博士期间跟着我做古植物研究。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发现他所研究的文山植物群中有不少是喀斯特地区的特有成分。我认为目前古气候重建的数据库来自喀斯特地区的数据不多，现有的叶相多变量数据库的数据可能不适用于文山植物群的古气候重建，建议他补充一些喀斯特地区植物群落的叶相数据。没想到黄健一涉足喀斯特地区的植物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他跑遍了全国喀斯特以及以石灰石为基质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有了许多新发现。在考察中，他发现壳斗科特别是栎属的许多类群分布在喀斯特地区，有些甚至是喀斯特地区特有的。“浙昆栎”就是他在喀斯特地区的调查中发现的。

壳斗科特别是栎属，曾经是我的学术标签。但由于缺少维护，特别是缺少代表性的重大成果，我的这个标签已经暗淡了。令我欣慰的是，学生们一直在接续壳斗科的研究。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写一本有关中国栎属植物的书，现在看来只能寄希望于学生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国际古植物学会荣誉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