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建主义》，[法]塞德里克·迪朗著，陈荣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定价：69元

■李直

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撰写的《技术封建主义》通过人们关心且熟悉的数字技术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颇具震撼性的观点——整个资本主义正在封建化。

当然，不要误以为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实际上，作者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如何催生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指出这些技术最终会给资本主义带来诸多挑战和问题。

一

阅读这本书，我有一个有趣且独特的建议：从后往前读。因为迪朗在书的第四章才正式定义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如果不坚持读到这一部分，读者很难理解作者为何以“技术封建主义”作为书名。

数字技术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作者要探讨这一问题？

其核心原因在于，自二战以来，人类沉浸在乐观主义情绪中，坚信技术变革将引领人类走向乌托邦式的未来。学者们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寄予厚望。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数字技术看似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渠道，但未能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而且，数字技术似乎开始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拘谨。因此，学者们开始用“封建化”形容数字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什么是“封建”？学者们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一言蔽之，他们都在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的生产方式。

本书着重解析了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劳动过程的运行方式，以及这种运行方式如何影响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书中第四章讨论了最为核心的问题，深入剖析了封建制的特征，即小规模生产嵌入封建领地，形成领主对个体的强制经济权力关系。

为何说数字技术正在重现这种关系？迪朗以社交媒体为例，指出数字平台具有清晰的边界特征。一旦登录平台，个体便只能在平台内部活动，跨平台则需要另一套账号系统。平台通过技术手段防止用户在不同平台间便利地跳跃，这与封建领地的逻辑相似——进入领地便难以离开。

尽管这种关系并非残暴的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但平台在运行特征上确实是一个具有封闭边界的虚拟空间。

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超经济的强制权力，这种权力在数字平台时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一旦进入平台的封建领地内部，我们的行为便受到了平台的严格限制，只能按照其允许的方式行事。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用户体验上，更逐渐渗透到生产过程中。

平台所反映出的特性，实质上是一种算法控制的逻辑，它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推算并指导用户行动。例如，在某网络平台上搜索商品时，搜到的结果因人而异，这是平台根据用户数据个性化推送的结果。

这种算法控制的逻辑，对于用户而言相对隐蔽，但对于依赖平台完成工作的劳动者，如外卖骑手，其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深刻。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里，面临着严格的算法控制，送单时间被不断优化缩短，骑手们为了在特定时间内完成送单，不断产生新的数据，算法结果也随之不断更新，最终导致骑手处于极限送单状态。

这种控制完全是一种超经济的逻辑。

事实上，无论是用户还是劳动者，一旦进入平台，就进入了一个自动化的控制体系当中。

迪朗在书中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控制社会的权力越来越向平台集中，平台越来越像一个封建领主。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和选择，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二

在本书的第三章，迪朗探讨了平台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其获得收入的根本性逻辑。他指出，这种逻辑并非传统政治经济学中讨论的剥削剩余价值的逻辑，而是更接近于商业资本和地租的逻辑。如果将平台视为拥有虚拟领土的实体，那么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地租”收取者。

作为用户，我们往往感受不到这种“地租”的存在，因为平台提供的许多服务是免费的。然而，平台通过收集我们的数据进行营销和广告等活动，从而间接地从我们身上获取价值。对于直接介入生产过程的平台，如国内的打车平台，其获取收入的逻辑则更加清晰。它们通过组织劳动过程，从用户支付的费用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平台的租金。

租金机制共同构成了平台获取收入的基础。与基于生产的剩余价值剥削逻辑不同，租金的重点在于控制形成租金的核心资产，而不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平台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持自己获取租金的特权，如切断平台之间的跳转，防止用户被其他平台“白嫖”。

这种租金的逻辑导致了平台之间的竞争加剧，它们不断加强壁垒，利用成瘾性等手段让用户成为忠实用户。这种竞争不再是过去以竞争为驱动的机制，而是变成了一种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一个平台获得更多垄断租金的同时，其他平台的租金就会相应减少。因此，这种竞争并没有提高社会真正生产财富的能力，而是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

此外，迪朗还提到了食利资本主义概念，这与租金的逻辑有着密切联系。食利资本主义是指以利息、租金等非生产性收入为主要收入的资本主义形态。在技术封建主义中，平台通过控制核心资产获取租金，实际上也在向食利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失去动力的问题时，学者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食利者的增多。这里的食利者泛指那些通过控制无形资产、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甚至空间等资源，从社会创造的总价值中不断抽取租金的人或组织。这种趋势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结果：社会能够用于技术革新的资源日益减少。

然而，技术封建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彻底改变了社会控制逻辑的主体——平台。这些平台高度垄断了社会控制的权力，但整个权力分配的过程看起来却是自动化的、无人化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我们在面对平台组织时，往往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申诉或应对其带来的问题。

这种情况与过去的社会控制逻辑完全不同，因为过去我们面对的是真实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们沟通并寻求解决方案。但现在面对的是由算法控制的平台，我们往往束手无策。

然而，平台归根结底是人构建出来的，因此其中必然渗透了特定群体的利益结构。我们不能被平台表面上所谓“最优算法”“自动化”和“高效率”等叙述所迷惑，而应该看透平台背后的真实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规范平台的社会权力运行，让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深刻认识到数字技术时代的一系列弊端，并反思如何在我国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避免陷入技术封建主义的陷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