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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承业 上海有机所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1943年初,东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袁承业作了一个决定,退学重新备考化学专业。
半年前,18岁的袁承业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东北大学化学系的保送名额。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业基础,他又参加考试,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经济系。没想到,由于学校突然取消了保送名额,袁承业没有被心仪的化学系录取,而是来到了经济系。但他始终割舍不下对化学的热爱。
1944年,袁承业考上了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终于成为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往后的时光里,尽管偶有几次偏离路线,但袁承业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专注化学研究的路。他带领的研究小组为提取原子弹所需的铀-235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国家开创了萃取剂化学研究领域。
2018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袁承业因病去世,享年94岁。2024年9月12日,是他的百年诞辰。
宵分废寝
1951年夏天,作为我国首批公派留学生之一,袁承业前往苏联,在莫斯科全苏药物化学研究所从事抗癌药的研究。
在此之前,即将出国深造的全体留学生到北京集中,并听取了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培养一个留学生,每年要花费的费用,大概要好几百个农民一年的生产才能够供养。这句话给袁承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临出发前两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专门为留学生举行了饯行冷餐会,勉励大家安心在苏联读书,不用担心国内的事情。
感动于国家的支持和关怀,在苏联的4年间,袁承业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学习和工作。袁承业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有时候要到凌晨两三点。那时公交车早就停运了,他只能走回住处。
由于实验室绝对禁止吃东西,袁承业深夜回到宿舍后,还得自己烧饭。他把牛肉切成一块一块,和面条一起煮上一大锅,就这么吃了几年。
在苏联养成的工作习惯,袁承业坚持了一辈子。
丹心许国
1956年9月,袁承业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工作,很快在药物研究上取得了系列进展,包括多肽合成、电离辐射防护药物、防毒浸渍剂等。这时,他已小有名气。
1960年前后,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建协议,撤走了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建设中的厂矿处于全面停工状态。在现场,袁承业和同事们只看到一些萃取塔,谁都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萃取剂。
制造原子弹需要用到一种铀的同位素铀-235,但其在天然铀中的占比仅为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先把铀从矿石中冶炼出来,再通过连续扩散,把氟化铀-235与氟化铀-238进行分离和浓缩。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合适的核燃料萃取剂进行萃取。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袁承业毅然从已取得良好进展的氨基酸与多肽合成药物研究中抽身,组建并领导核燃料萃取剂研究团队。最初,上海有机所的多数研究员并不了解萃取化学。为此,袁承业带领团队进行了系统的文献调研和梳理,并专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到上海进行为期10天的系列讲座,介绍与萃取机理相关的各类知识。
为确保研究工作有序进行,袁承业提出“仿中有创,赶中有超,先易后难,专业配套”,将团队分为几个小组,多路同步探索几类萃取剂的研制,很快研制出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剂。
但这些只是实验室的产品,是否有用还需要经受实际应用的考验。在袁承业的带领下,研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的矿山、工厂进行萃取法实验,从东北到内蒙古、从云贵高原到甘肃戈壁,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我们到东北做实验一待就是几个月。那时提倡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睡在楼上,四五个人一间,冷得要命。吃饭和住的地方相距很远,要爬过一个山头,走半个钟点才能到。”袁承业曾回忆说。尽管如此,研究组成员仍旧充满了工作热情和干劲。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攻关,研究组完成了核燃料萃取剂的研究任务。1964年1月14日,我国顺利生产出符合标准的浓缩铀-235。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曾说:“提取铀的萃取剂研究,在当时是对国防建设起关键作用的,没有它,就提不出铀。”
袁承业一直强调,核燃料萃取剂的研制工作离不开团队的共同努力。多年后说起以前的工作,袁承业仍习惯用“我们”而不是“我”。他说:“近代科学研究已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活动,需要集合很多人的专长及才智。”
踏遍青山
在多年研究生涯中,袁承业逐渐确立了“立足基础,着眼应用”的原则。1972年,袁承业所在的研究室随着核燃料萃取剂国防任务结束而“闲”下来。
面临转型,袁承业思考,如果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萃取剂,能否走出一条军用转民用的研究新路?在他的建议下,上海有机所抽调6名科研骨干,组成南北线两个调查组开展社会调查。
1972年5月17日至7月9日,袁承业带领北线调查组,历时54天,走访了多个省份的51个单位,总行程9227公里,得出了“国家建设很需要萃取剂”“萃取剂研究大有可为”的结论。两个月后,南线调研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国家在单一稀土生产、镍钴分离及铜的湿法冶炼等领域都需要萃取剂。
以此次调查为基础,研究室最终确定以稀土、镍钴铜及贵金属的分离与生产为课题,开展民用萃取剂的研究。
研究方向确定以后,袁承业全身心投入新的研究工作。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经常带领课题组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通过实践考察,袁承业了解了生产中的大量信息,亲自设计并领导课题组开展新型萃取剂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几百个化合物的合成和萃取实验,找到了一系列性能更优良、品种更齐全的萃取剂,其中有11个品种实现了批量生产。
这些新型萃取剂在冶金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在取得极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我国有色金属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晚年的袁承业仍时刻挂念着我国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85岁时,他甚至还考虑去海拔3000米的青海盐湖进行实地考察,后因身体原因才作罢。之后几年间,他亲自参加座谈调研,参与编写了《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报告》,推动了我国盐湖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红烛照人
袁承业先后培养了4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总说,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事业才能薪火相传。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袁承业有一套颇具实践性的理念。袁承业十分反对将研究生当作劳动力使用、只让他们分工完成某个大课题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样只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强调,要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能力,就必须让他们完整、独立地完成课题研究的全过程。
从确定选题到撰写论文,在每一个环节,袁承业都把多年的研究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学生,并对他们做人、做学问提出严格要求。
“袁先生很快就能指出哪些地方不错、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该批评的马上指出来,非常严格。”袁承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国洪回忆说。
但在学生的生活方面,袁承业则尽显“慈父”本色。在物质缺乏的年代,袁承业经常邀请学生去他家中“加餐”。他出国交流访问时,就把钥匙给学生,让他们住到家里。
有一次,袁承业还“多管闲事”,促成了一段姻缘。当时,袁承业发现一名学生的心情不太好,便马上询问缘由,原来是这名学生的身高有些矮,他女朋友的父亲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袁承业就给女方的父亲写了信,信中提到:“这个男孩子在我这里表现很好,品行很好,工作非常努力。”最后,这位父亲改变了主意,两人结婚后也一直非常幸福。
袁承业常常和学生说,科技工作者应当把自己做小、把事业做大,使自己成为国家事业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有机所原党委书记胡金波说:“袁先生为这些国家重大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却坚持名字不出现在项目书中,如此不计名利、一心为国的精神,为科研后辈在面对社会纷繁芜杂的影响时,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
《中国科学报》 (2024-09-12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