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我的科学人生》，[美]卡塔林·考里科著，李敬、梁贵柏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定价：78元

■李晓姣

你很可能听过“钱学森之问”，那你有没有听过“考里科问题”？

卡塔林·考里科，是匈牙利籍美国科学家、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好科学计划”执行主任斯图尔特·巴克在介绍卡塔林·考里科时，首次提出“考里科问题”：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很容易明白她研究工作的价值。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现在正在做着重要研究工作却不被外人知晓的人呢？我们如何帮助这些研究工作获得资助呢？

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诺贝尔奖得主，她的名字为什么会被用以命名这样一个问题呢？在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的考里科自传《突破：我的科学人生》中，我们或许能窥见一斑。

“体制内的局外人”

在这本自传中，考里科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缓慢铺陈开来，坦诚、冷静而又无所畏惧。如果以学术领域强调的个人履历来衡量，考里科的科学生涯无论如何算不得出色。

1982年，获得匈牙利赛格德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在匈牙利科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1985年至1988年，在美国天普大学生物化学系从事博士后工作。1988年到1989年，短暂任职于美国健康科学统一服务大学。1989年至1995年，以研究助理教授职位入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医学院心脏病学实验室。1995年到2013年，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宾大，并于2013年退休。

在青年才俊不断涌现的科学界，考里科的履历不够漂亮。在宾大任职这20多年来，她始终未取得终身教职，而且长期申请不到研究经费，正如她的自传中某一章节标题所言，她从来都是“体制内的局外人”。

考里科一直在申请经费，自传中也如实再现了诸多细节：“我每个月至少写一份经费申请书，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我一直在写申请材料，我会把材料带回家，彻夜修改。”“（乳房肿块）手术结束后，我们回到家，我继续修改那些没有通过的经费申请书。”

然而，她的申请一次都没有通过，她长期专注的信使RNA（mRNA）项目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分钱资助。拿不到经费，就无法晋升。无法晋升，就没有稳定的科研环境。没有稳定的科研环境，就更难拿到经费，更难取得成果，更难晋升。这种恶性循环，环环相扣，如风刀霜剑，对这个“局外人”严相逼迫。

这个“局外人”在宾大历经三次合作。与3位合作者虽然合作愉快，也产出了不少成果，但考里科没有稳定教职的事实，使得她始终“仰人鼻息”，受制于人，在一次次被动的人事变动中流离，科学生涯朝不保夕。

考里科奇迹

但考里科成功了。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考里科成为研发mRNA新冠疫苗的英雄之一。在得知疫苗有效后，考里科第一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即重返工作，而是独自吃了一大包花生巧克力，这是她认为的最佳庆祝方式。2023年姗姗来迟的诺贝尔奖反而只是锦上添花。

虽然成功来得不够早，虽然退休时的身份不够光鲜，但她毕竟创造了“考里科奇迹”——从小镇屠夫之女到mRNA疫苗技术先驱的华丽蜕变。人们自然会感兴趣，这个奇迹创造者是否有独门秘籍，考里科的自传对此毫不藏私。

考里科深受汉斯·夏耶写作《生活的压力》一书的影响，尤其是这句话：大自然很少回答问题，除非问题是以实验的形式向她提出，那么她就可以回答是或否。

“问题……以实验的形式……她可以回答是或否”，这就是考里科在高中学到并由此践行一生的思考方式。

并且，一次只问一个问题。然后，只改动一个变量，并再次提问。然后，再改动一个变量，再问下一个问题。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持耐心，检查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检查一切。

考里科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说起来非常简单，但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科学就像一个形状和规模都无限的拼图，而你正在研究这个巨大拼图中极小的部分。每次问一个问题，从许多这样的问题中，从许多“是”或“否”的答案中，你可能会找到可以嵌入的特定部分，而且还能为拼图的发展开辟新路径。

考里科还告诉我们，专注于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当考里科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工作戛然而止时，在美国雇主威胁要将她驱逐出境时，在拿不到推荐信时，在遭遇降职减薪被迫退休时，考里科做的只是找工作，并继续工作。在无数个挫折面前，考里科如此告诉自己：“没有人会对我尚未作出贡献感到遗憾，没有人会敲我的门，请求我继续工作。”

向大自然问问题，专注于能控制的事，永远珍视自己的研究，积累积累再积累，考里科这个终身研究信使RNA的狂热信徒，也如信使一般，在这本自传中给后继者们留下了如何创造奇迹的信息。

不存在工作与家庭的完美平衡

只要人类还依赖女性繁衍后代，那么每一位女性科学家就不可避免被问到这个问题：“女性怎样才能二者兼顾，在承担母亲角色的同时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

考里科也不例外。面对这个经典问题，考里科毫不避讳。她的答案十分简单：女性需要高质量且负担得起的育儿服务，就像她在匈牙利拥有的那样——她指的是1983年的匈牙利。

而当优质的育儿服务不存在或负担不起时，就会有人做出牺牲，多数是母亲。考里科坦言，在美国像她这样主要由丈夫照顾孩子、妻子从事研究工作的家庭非常少见。

考里科的丈夫贝拉·弗朗西亚一直是她坚强的后盾。最初约会时，他就深深理解考里科对其工作的无比重视，之后更是以几十年的默默支持兑现了当初“你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另类浪漫承诺——即使这工作收入微薄，前途渺茫。

考里科的女儿苏珊·弗朗西亚，从五岁起就在夏天独自飞越大西洋前往匈牙利，因为机票费用远低于美国儿童保育费用。上学后，苏珊开始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因为这可以延长她在学校的时间，减轻考里科的育儿负担。

如今有种风气，女性不仅要在职场、家庭双线开花，还要显得游刃有余，才算平衡兼顾，才算新女性。然而，现实是家里有个活生生的孩子需要有人养育，不管那个人是自己、配偶、父母，还是花钱雇来的保姆——前提是负担得起，而年轻科研人员的收入却常常难以负担，这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当然个人可以通过合理利用身边资源，按个人发展需求划分主次，这本无可厚非。但刻意营造轻松掌控一切的幻象，有意无意隐藏背后真正的付出者，这让很多苦苦挣扎却难以兼顾的年轻女性科学家痛苦不堪，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淖无法自拔。

考里科的自传以极度的坦诚撕开了这层虚幻的面纱。她的答案或许会让人失望，但也会让人如释重负。真的，家里有个孩子，就必须有人“牺牲”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无论在所谓“平衡和兼顾”中被“牺牲”的是谁。

还有一个往往会被忽略的简单事实，那就是她的孩子会一刻不停地长大，然后转而开始给她启示、给她信心、给她鼓励，成为她的后盾。考里科的女儿是两次奥运会赛艇冠军得主，因此，在考里科大部分默默无闻的个人生涯中，她都被称为奥运冠军苏珊的妈妈。考里科在她的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女儿的赛艇运动和自己的科学活动的相似之处：必须不断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问题破解之路道阻且长

不只在科学界，似乎在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个悖论——需要帮助的人无力或不敢发声求助，已经获得一切的人才有资格侃侃而谈。回到刚开始的“考里科问题”，此时已然功成名就的考里科本人如何解决“考里科问题”呢？

考里科在自传中呼吁，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改善学术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在声望标志（职称、发表记录、被引用量等）和高质量科学本身之间设定更清晰的区别，我们应该扩大衡量科学家的标准，不以资助经费定义科学家的价值，我们应该理解科学最好的方面在于提出问题探究新事物，而无论这将把你带到何方，我们都应该正视并坦率讨论金钱对学术研究人员的影响。

问题不新鲜，解决问题的提议也不新鲜。但“考里科问题”一点也没减少，“考里科奇迹”却鲜少出现。

饱和式教育培养了大批博士等高学历人才，人为划定极短的考核时间，设置极为苛刻的考核标准，再设置极窄的上升通道，开始筛！筛！筛！一道道愈来愈细的网筛中的幸存者，到底真的是重大科学突破的潜力股，还是更善于在学术丛林中生存、在评价制度中游刃有余的熟练工呢？

也许有的前者同时也是后者，但肯定不会都是，起码——卡塔林·考里科不是。

所以，考里科这本自传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辈子没有拿到终身教职，一辈子没有获得研究经费，现行科研评价制度下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她成功了。

解决“考里科问题”的道路艰难，但也充满希望，不要停下来，期待迎来更多的“考里科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