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刘峰松主编，科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定价：78元

■李侠

一

前一段时间收到中国科学报社寄来的新书《风范：他们用一生写就的科学家精神》，书中介绍了21位著名科学家的成就、工作与生活的一些侧面。由那些看似平常的点点滴滴事迹拼接起来的人生，突然就在我的眼前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种光芒不是那种横空出世的光，而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累积，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发射出的或大或小的微光，当这些微光或启明汇聚起来，那些遥远的人生瞬间就成了这个庸常世界里一个个熠熠生辉的路标。

本书介绍的21位科学家中，很多是我国科学版图上一个个最初板块的建造者。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科学界的宏伟架构，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后来中国科学版图的丰富多彩。它不仅仅是国家层面上宏大叙事的表达，更是微观层面上源自无数个人的一股股清洁精神的汇聚，而能给予我们持久震撼的恰恰是内心中对于那份清洁精神与简单理想的渴望与认同。近90年前郁达夫在鲁迅的葬礼上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坦率地说，读人物传记我是比较苛刻的，以往那套造神模式的人物写作模式，看似“高大上”，实则读者会主动消减泡沫，最后就剩下干巴巴的人物大事记。这种写作范式，既浪费了人物，又驱离了读者，实则双输。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我先随机从书中找到一位科学家，慢慢读下来，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在这里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然后才是科学家，最后才是他们一生的坚持与成就。

我看的第一篇是关于中国半导体事业奠基人王守武院士的内容，因为我早就听说过中国科学界“一门六院士”的神话，想知道王院士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文中介绍王院士晚年去美国和儿女们生活的一个场景，有一次女婿接他出院，对他说：“我们回家吧？”王守武喃喃自语：“回哪儿？回中关村啊？”读到这里，我竟然老泪纵横，那些刻在他们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才是真爱，我觉得这才是书写爱国的至高境界。

以往我们写爱都是“从大到小”，其实，这与人性、与人类认知发展是完全相反的，爱的顺序应是“从小到大”，这才是真实的爱的扩展路径，先从爱一个人开始，然后是家、故乡到国家，最后是人类和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亲切的细节，让我一下走进了这21位科学家的人生之旅。

二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科学家精神，这是极有必要的。它让全社会知道，在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物质化时代，还有另一种不同的精神追求，它与世俗的主流文化是完全异质的，这种差异会拓展公众的精神边界与内涵，从而避免文化不可逆地退化。

但是，科学家精神又是具体的、实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对此，我们不妨走进这21位科学家的精神世界，看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又有哪些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

第一，成功是对长久坚持的回报。这21位科学家在事业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于选定的科研目标百折不挠，长久坚持，并最终获得成功。

如郭光灿院士用了近20年时间坚守量子光学领域，最终使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任继周院士用了60多年时间，从无到有，确立了中国草业科学，终成一代宗师；李振声院士用了23年时间培育出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郑守仪院士从1956年开始研究有孔虫，从无人关注到获得国际科学界的承认等，这些事迹再次印证成功是对长久坚持的回报。

第二，执着于某项事业是规避风险与长寿的秘诀。对这21位精英科学家的初步社会学分析显示，他们平均年龄为88岁——目前仍健在的还有9位科学家，是典型的高寿人群。

按照年代划分，这批科学家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有6位，10年代的有5位，30年代的有5位，40年代的有4位，上个世纪“00后”的有一位——柳大纲。众所周知，这批科学家年少时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中年时又遭遇诸多政治运动，按理说这番折腾下来很难长寿，而数据告诉我们，他们大多是寿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熬过那些艰难的岁月，不但长寿而且硕果累累呢？

掩卷长思，我发现这些大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从而让事业成为自己的心灵寄托与人生避风港，而事业的成功又给他们带来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去抵抗恶劣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事业无论大小，都是我们每个人坚持下去的最后念想与“救命稻草”。

如俞鸿儒院士，从1958年开始就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的安排下从事风洞研究，一干就是50多年，终于把我国的风洞事业带到国际前沿。他是怎样避开那场铺天盖地的政治冲击的？诚如俞鸿儒所言，当大家都不干事，而你还在干，其实是一种有利条件。后来两院院士郑哲敏曾提到，在那一时期，俞鸿儒主建的风洞基本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我看来，俞院士建设风洞的工作，诸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表面看来更像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模式，而不像那些纯粹靠脑力工作的知识分子，再加上俞先生“大智若愚”的朴素风格，让他得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开展有限的工作。

再比如施雅风院士，从1958年开始，就受组织委派到大西北搞冰川研究。由于冰川研究大多在野外，既危险又辛苦，使它成了一个少人研究的冷门专业，也因此，它在人、事业与社会之间做了很好的分隔。这种分割无形中成了一种关系的隔离带，而这种隔离对于研究者来说就是一种保护带，使其能最大限度屏蔽外界的干扰、开展工作。

不过，即便有这样的专业隔离墙，施雅风仍未逃脱无情的冲击。1966年8月，绝望的他跳黄河自杀，落到水中后突然觉醒，想到了家庭与事业，然后奋力游到河心沙洲得以自救。经此抗争，军管委主任说：不要再批斗施雅风了。

这些年我读过很多人关于那个时期遭遇的文字，发现那些能够熬下来的人大多是对事业有执念的人。在黯淡的岁月里，我们需要比平淡时期更强大的心灵寄托，事业或某种念想恰恰是一个人最牢固的心灵之锚。这很好理解，事业能让人聚精会神，不为外界纷扰分神，从而营造出难得的内心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业既是养生的手段，也是“救命的稻草”。

第三，“贵人相助”是学术传承与个人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这已经是科学社会学上的常识，换言之，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天赋与努力外，还有很多外部的偶然因素起作用，缺少这些外部支持力量，成功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些科学家而言，刚入门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好老师和领导就是他们的“贵人”。如数学家杨乐读研时遇到了熊庆来、俞鸿儒遇到了郭永怀、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遇到了胡先骕与林镕等。他们成功以后，又成了新一代科研人的“贵人”。科学界的传承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代传一代，学术传承的过程就是育人的过程。

第四，批判精神就是求实理念的最高表达。我们从这些科学家的经历中看到了这种宝贵的品质。

如在1962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声学专家马大猷先生以极大的勇气为中国科学共同体呼吁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事情成了，所有人都受益，一旦失败，估计这个代价就只能由马先生独自承担了。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搭便车是最安全的，但总要有人在至暗时刻挺身而出。

再比如邹承鲁先生，以他的直率和勇气对中国科技界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大到科技体制改革，中到科技评价，小到对各类伪科学的不懈批判，这些看似与个人学术无关的工作，恰恰是维护科研生态环境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

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每个人都需要，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质疑与坚守，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公地悲剧”现象。可想而知，邹先生曾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从年轻时参加远征军到中年时做科学界的直言者，邹先生有“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豪迈。

时至今日，我仍认为中国科学界需要更多的马先生与邹先生，他们是科学界最值得尊重的建设者与守护者。

第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的人生可以是我们的镜像。

读人物传记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透过别人的人生，我们大体可以规划与预测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们经历过我们的青年时代，而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老年时期。如果人生有相同规律的话，经由他们的背影，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自己未来的样子。

三

客观地说，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中国科学精英的人物素描，作者们以朴实的文字带领我们走进那些大师日常生活的某些片段。由此，我们看到了他们创造科学奇迹的艰难历程，也看到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在时代大潮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正是这些细节，科学家精神开始清晰起来，它使得当下的价值从晦暗不明中显现出来。从去蔽到升华的呈现之旅正是本书所具有的恒久价值之所在。

我曾拿着放大镜细细观看那些生活照片中大师们的神态，从那些照片中我约略能感受到他们那一刻的心情。

我也曾为某些科学家未能得到及时承认而扼腕叹息，如作为我国放射化学的主要开拓者杨承宗先生，一生许国，完成了无数开创性工作，使我国放射化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功勋卓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老先生并未能获得院士称号，令人惋惜。

无论从什么标准评价，杨先生都符合院士的标准。在科学贡献的历史上会出现遗漏，发现后为何不弥补这个过失呢？我相信杨先生并不在意与此相关的那点利益，但那涉及对一个人一生事业的认同与确认，尤其是对那些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而言，更需要用应得的承认鼓励那份长久的坚持。不让好人吃亏，这个朴素的道理在科学界同样适用。

我在杨先生重访居里实验室的那张照片中，看到他拿出伊蕾娜·居里于1951年送给他的那把实验室钥匙时，脸上洋溢的那份灿烂笑容实在令人动容。

吾生也晚，无缘得识这些大先生，但读到他们的这些往事时仍然感动不已。这就是我们念兹在兹的精神力量。

毋庸讳言，当下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正在快速地把整个社会拉入平庸化与功利化的轨道上。如不加适当干预，久而久之，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退化，最后蜕变为一种看似稳定、热闹、高度同质化的庸俗文化。

而这种低水位的文化则导致其丧失了向上的激励功能，最后这种退化文化营造出的生态系统将会使整个社会丧失活力与创造性，并最终导致笔者所担心的文化熵增现象，即文化彻底失去活力与创造性，成为完全同质化的一潭死水，进而彻底成为文化黑洞。

科学家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它会以自己的异质性与挑战性克服日益增加的文化熵增现象，从而捍卫文化的活力与进步性。这才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科学家精神的要义所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