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近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举办“与大师对话”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官与世界著名生态学家大卫·惕尔曼对话。二人畅谈了如何选择研究方向、开展科技创新、应对挫折、培养青年学者等话题。

惕尔曼长期从事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研究，在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

对话中，惕尔曼强调科研中“热爱”和“追问”十分重要，他建议青年科学家专注于最重要的问题，鼓励他们在科研中保持开放和探索的态度。他认为拒稿是科研常态，应该从中学习并不断完善。此外，他还分享了“打磨”学术论文的经验，强调精练表达和读者体验。

以下为对谈部分实录。

朱永官：你为什么选择生态学这一研究方向？萌生过转行的想法吗？

惕尔曼：我曾经热衷于探索古希腊文明，希望成为一名研究古代先贤及其生活习俗的学者。同时，数学和物理也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两门学科为我提供了探索世界本源的独特视角。

我的学生生涯是从物理学开始的。大学二年级，我选修了一门生物学课程，其中有一周专门探讨了过敏问题。在深入阅读相关文献材料后，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决定转向生物学。

然而，当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在憧憬成为一名医生时，我却发现自己对此并没有十足的兴趣。我认识到生态学能够为世界带来积极改变，于是又转向了生态学研究。就像是无意中踏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智慧在生态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施展，有机会为解决全球性的重要问题贡献力量。

朱永官：能否分享一下你在科学上的成功之道？

惕尔曼：首先是热爱。我喜欢生态学，对生态学有不可阻挡的好奇心。我总在追问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这意味着什么。同时，追求卓越的进取心也与取得成就密不可分。我并不想过平淡无奇的生活，更不想在年轻的时候就停下前进的脚步。我深知，只有不断追求，才能成为对世界有用的人。

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张蓝图，知道自己一定会研究什么。我会把精力放到最感兴趣且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问题解决了，我才会投入到下一个问题的研究中。

比如，当我从实验角度验证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后，我开始追问“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在这些问题的指引下，我开启了农业食物系统的大尺度研究。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专注于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一步一个脚印，积跬步以至千里。

朱永官：你遇到过挫折或者令人沮丧的事吗？比如，你被拒稿过吗？

惕尔曼：当然！我的许多论文都被拒收了。早些年还用纸质信件投稿时，我总会怀着期待的心情打开编辑部的回信。当我看到“拒绝”时，我的心会瞬间下沉。我把拒稿信塞进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起码一个月都不想再打开那个抽屉。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投入全部热情，而它遭到了拒绝，那种痛苦与失望难以言表。然而，被拒稿就是科研的常态。

我早已习惯了被拒稿的滋味，并且越挫越勇。当沮丧的情绪过去后，我会努力分析为何会被拒稿，然后不断完善论文。

事实上，有研究证明，那些被拒、修改并最终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高于那些直接被接收的论文。论文被拒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

朱永官：你对发表论文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

惕尔曼：这要从一段往事说起。当年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交流时，有幸目睹了著名生态学家罗伯特·梅团队是如何严谨地修改论文的。他们反复推敲句子的结构和用词，让我明白锤炼出真知。

特别是他们会站在读者角度，仔细考量论文的表达效果——读者是否真的理解了新的科学发现，每一段的开始是否真的引人入胜。

受此启发，我慢慢学会了如何“打磨”学术论文，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激发他们对科学发现的浓厚兴趣，并且力求准确、生动。

朱永官：非常有启发！你的故事告诉我们，撰写论文时，作者必须深入思考如何呈现新的发现。因此，讲“故事”是至关重要的。汉语中有一个词叫“推敲”，指的是反复琢磨，斟酌字句，以达到表达精准、意境深远的效果。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师生关系？

惕尔曼：我有一个观点——教授是为学生而工作的。

我在大学修微积分课程时，感觉很难。当时，我向这门课的教授提问，想让他进一步辅导，没想到遭到了拒绝。我直截了当地“怼”了那位教授：“我交的学费就是给你发工资的，你应该为我服务！”那位教授哑口无言，从此开始认真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在课堂上，我总会向学生讲述这个故事，好让学生无所顾忌地向我寻求帮助、和我讨论问题。

资深的科学家应当为培养下一代科学家提供开放、友好、诚信的探索环境，应该多与学生和青年学者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