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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凌霄 孙滔

35岁生日前夕，博士二年级的蒋欣猛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95%的机会”。

她开始近乎疯狂地查找各所高校的招聘信息，现实比她想象的严峻得多：即使在地方普通院校，博士招聘也要求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只有格外优秀者才能放宽到40周岁。

阵阵寒意之下，她想到了抱团取暖。她发帖寻找35+读博群体，记录下大龄博士面对的困境：发论文、毕业、求职、贫病、另寻出路、城市选择、父母养老、婚育、来自同辈的压力、来自年轻同学的压力，还有他们一碰就碎的疲惫心灵……

蒋欣创建了名为“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的群聊。她说，这句话是动漫中反派角色的口头禅，通常事情开始变得糟糕，反派角色总是邪魅一笑，说出那句“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她发现，反派角色总是比正派角色更努力、更乐观。

群里的备注格式是“姓名+高校专业+年龄”，如今已有40多名成员，其中不少成员处于35岁的尾巴，年龄最大的几位读博前辈已经40岁出头，他们在群里会聊到伴侣和儿女。

35岁以上的在读博士生，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负重前行，没有人能预见故事的结局。

共同的执念：不安于此

20多岁时，蒋欣和大部分抱有期待的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能奔跑于旷野中，生存于世俗的评价体系之外。钱、稳定的工作、户口、房子、车子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命题。

硕士毕业后，蒋欣进入家乡的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多年后，她开始渴望“远方”以及“另外的知识领域”，于是萌生了跨专业读博的想法。蒋欣回忆起读本科时，曾在交换期间结识了一位老教授。老教授没有循着本科、硕士、博士的规矩“升级”，反而在27岁前专攻美术学，后重读文学本科，至今仍笔耕不辍。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老教授的经历让蒋欣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20多岁时，方力坤爱好跳舞、打羽毛球、打篮球，与妻子也通过跳舞结识。他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间穿梭，对稳定的生活从不抱期待。

那时，方力坤辗转于校园和职场，本科毕业后工作了3年，然后辞去工作考研，硕士毕业后再度工作。工作期间也不安稳，他几乎每年换一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3个月，最长的1年多，换工作的同时也换了几座不同的城市。

对于换工作的原因，方力坤的简历上标注了某次离职是因为公司解散了整个部门，更多时候，他将其归因于没有找到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只能如陀螺般被抽着旋转。于是，他决定通过读博为人生重新定向。

20多岁时，于晓红是西部高校的一名行政人员。她的丈夫博士毕业于某知名“双一流”高校，到博士后阶段积攒了十余篇高水平论文，赢得这所西部高校当年解决配偶工作需求的3个名额之一。可以说，彼时的于晓红很幸运。

于是，于晓红朝八晚六坐在办公室，每天接触的只有五六位同事，工作内容简单而重复，连聊天话题也被框定在养育孩子的一亩三分地。下班后，她全力做一个母亲——接送孩子、做饭、陪孩子读绘本、哄睡……这个婚前的“文艺青年”，甚至很难有时间读一本小说。

考博的几年间，于晓红得到许多来自身边人的支持。父母的观念是有钱没钱，人就睡一张床，但博士学位所带来的价值远不能用金钱衡量。善良的同事大姐们也像关注八卦新闻一样，关注着于晓红考博的分数，总用诙谐的方式给她许多心理安慰，“考吧，考不上还做行政，一辈子也挺好”。

有几次，于晓红一度想着干脆不考了，一辈子就这么待着吧。但这种想法最多持续几个月，博士学位及其象征的另一种人生状态，又牢牢占据了于晓红的整个身心——再试一次，再试最后一次。

这些选择大龄读博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执念——不安于此。

只是他们没料到，不安的心注定要面对现实的狠狠鞭打，课题、生活、就业的高压纷至沓来。

课题：落后在起跑线

作为一名大龄博士生，蒋欣的博士课题几乎是“零基础”。

自学跨考成功后，蒋欣迎来了研究方向的转变。她不得不从零开始，自学本硕阶段的课程。

蒋欣就读的人文学科专业博士点正常学制为3年。然而，超过半数博士生处于延期状态。

读博第一年是高压训练，蒋欣在全新的领域耕耘，本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她每天工作、学习超过10小时，全年无休。她基本没有换过衣服，白天穿什么，晚上回宿舍洗了，第二天继续穿。

这一年，她提交了多篇课程论文，参加了4次学术会议，发表了2篇学术论文，参与了导师的3个项目。翻看与导师的聊天记录，其中充满着让她加快速度赶进度的语句。

博士生第二年，蒋欣没了开始的冲劲儿，工作时常停滞，处于持续“躺平”状态，这致使博士论文的选题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她曾将几项感兴趣的议题汇报给导师，但得到的反馈是要么没有学术价值，要么导师指导不了，只得作罢。她想过将这些烦恼跟同届博士生同学倾诉，但同学大多是应届毕业生，本硕博也没有跨专业。这意味着周围没有人能理解她的忧心，没有人能与她的经历产生共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欣在社交网站发帖，寻找与自己有共鸣的大龄博士群体。

随着博士生们陆续入群，“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群里热闹起来，不过活跃的总是少数几位博士生，大部分人很少发言，只是默默在“水群”中找到一些认同。蒋欣观察过他们的社交网站主页，他们更多把网络当成内心的出口，偶尔冒两句对人生、社会的哲思。如果这个群体有什么共同点，可能就只有孤独。

有位37岁的工科男生，像“憋着一口气等着毕业”。他的朋友圈停留在4年前，很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交流读博的经历，只有在群聊中，他能对相同处境的陌生人敞开心扉。这是他唯一的“树洞”。

于晓红在去年12月加入群聊。她今年40岁，在上海一所名校读博。

于晓红记得入学第一天，自己骑单车飞驰在校园大道上。南方的校园水系密布，道路两侧是阔叶林木织就的浓荫，名校博士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从校门到宿舍楼的路上，于晓红拍了各个角度的沿途风景照，发到家族群和博士新生群。

新生群的一位志愿者在群里回复：你现在觉得这条河漂亮，五六年后就会有往里面跳的冲动。群里一众新生对此并不理解，也未放在心上。

但在读博第二年，于晓红就对新生群里的那句玩笑之语有了切身体会。她所在高校的要求是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SCI/A&HCI/CSSCI期刊发表不少于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C刊须为专业类期刊。同届的博士生大多是进修学历的高校教师，有过发表CSSCI期刊的经验，在完成博士开题的同时，早已开始小论文的投稿，而于晓红连论文和投稿的基本流程都不了解。她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进度已经落后，而且差距正在加大。

那段为论文和发表煎熬的日子里，于晓红发现自己的脾气和身体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对待家人和孩子，她失去了往日的耐心，一点琐事足以引起一场争吵。读博前，于晓红连感冒都很少；而年已40岁，她已经熟悉了体检报告上的各种腺体结节的术语。在与《中国科学报》记者对话的前几天，于晓红刚刚染了头发——毕业前的这一年里，她三分之一的头发已经花白。

就业：“失去了95%的机会”

在一环嵌一环的发论文、毕业、找工作的流程中，这些博士生陷入了怪圈，无法自拔。对蒋欣来说，35岁才开始为就业焦虑，为时已晚。

如果按照本科、硕博研究生的求学轨道，一位中国学子拿到博士学位的年龄约在30岁上下。紧接着，他就要卡着35岁的“尾巴”申请各种基金项目，后者仍是大部分高校考核“青椒”的重要标准。

在项目申请之余，蒋欣在网文中读过许多讲师、副教授“非升即走”的遭遇，但对35岁+的大龄博士来说，能否摸到“非升即走”的门槛都未知。

这几年，蒋欣看到过太多论断：35岁是职场分水岭，如果这个年龄还在读博，大概率没有希望了，拿到博士学位人也废了，为什么不早点积累经验……原来，一旦到了某个年龄，人会突然受到世俗评价标准的冲击。她开始抑郁，开始焦虑，开始怀疑毕业后是否会有地方“收留”自己。

通过搜索各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惊觉现实比想象的更严峻：即使在地方普通院校，博士招聘也将年龄限制在不超过35周岁，只有学术能力突出、专业方向为学校紧缺的海内外优秀博士（后），才能放宽到40周岁。

考博前，蒋欣曾对“35岁门槛”有所预期，她相信，即使就业空间在收缩，博士毕业后也有30%～40%的机会找到教职，成为学者。读博两年后，蒋欣的观念变了，她认为像自己这样没有突出成果的大龄博士，似乎连5%的机会都没有。

35岁的蒋欣意识到，自己已到了依靠人脉找工作的年纪。在此前的工作中，蒋欣积累了不少“人脉”，但即使在电梯偶遇半熟不熟的人，她也会经过犹豫才能下定决心上前打招呼；在申请博士请老师写推荐信时，总要经过上百次心理斗争才敢开口。这并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

蒋欣的博士生导师告诉她：“你这个年龄出去找工作，怎么跟别人竞争？如果人家有1篇C刊，你至少要有3篇。”

她想象过如愿入职高校后的场景，经历了读博的几年，她发现光是学术圈评职称的环节就“比任何戏剧都drama（有戏剧性）”。如今，她的那些学术梦想早就“解构了、不算数了”。

与大多数寻找高校教职的博士生不同，于晓红给自己的定位是——只想写文章，不想教学。入学后于晓红才发现，身边90%的大龄博士生都是为了评职称，只有为数不多的是自己这类对当下不满意、想借读博的机会改变现状的。

于晓红认识的几位博士生都是通过人脉丰富的导师推荐，最终找到了理想工作。入学时，校方给于晓红分配了一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国外导师。但另一位相熟的老师说出了于晓红的担忧：分了个外导，毕业后找工作咋弄？入学一年后，国外导师离开中国，学院为于晓红分配了一位中国导师。

今年6月毕业的于晓红，真正感到了博士就业的“寒气”。一位“双一流”高校人事秘书曾委婉地表示，文科类招聘的最低要求是发表3篇C刊，手里有项目，年龄可放宽至不超过38岁。后来她才了解到，今年该校预聘副教授年薪高达40万元，吸引了周边许多大学的副教授前来竞争。

从那些高校的招聘信息来看，大龄博士们似乎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票子和孩子

读博后，蒋欣几乎“放弃了所有物质欲望”。

她的年度奖学金和学费相差无几。此外，学校每月会发放1500元博士生补助，延期的在读博士生则没有任何补助。她从不化妆，不做头发，也很少买衣服。每月在北京租房要花4000元，在消耗早年积蓄的同时，她不得不依靠父母接济。

随着父母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蒋欣突然意识到，父母的衰老几乎是一瞬的。从未为生计发愁过的她，从此刻开始感受到了危机。

于晓红的代价更大。她的奖学金、补助加起来每月有3000元，对于在读博士生来说，解决温饱没有问题，但很难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

于晓红发现，身边超过2/3的同学家境殷实，学费、生活费并没造成困扰，因此也没有同学做兼职。博士延期毕业后，学校不再提供补助，于晓红的经济来源只有早年的工作积蓄和家庭支持。按照她读博前的工资标准，这几年的工作收入至少有50万~60万元，这是她读博不得不付出的隐形成本。

对于方力坤来说，读博的隐形成本更大。

辞职前，方力坤是一名上海的算法工程师，年薪能达到30万元。他现在武汉一所理工科强校读博，国家规定的博士生奖学金、助学金加上课题组的补贴，平均每月能有约3400元进账。但已经组建家庭的他，仅房租一项就要花费2000元。

在最初工作的几年中，方力坤没攒下多少钱，也没有买房，加之妻子工作不稳定，夫妇俩在方力坤读博一年后，便花光了工作时的积蓄。于是方力坤每周要花3天时间兼职，才能补贴家用。

父母“催生”也是方力坤的压力之一。他明白父母的焦虑，但他更了解“吞金兽”的威力。在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以后工作也没有定下来的情况下，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变数太大。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兼职是否要继续。如果不做兼职，就意味着两人的收入将大打折扣。

蒋欣还没考虑过生育问题。她在社交网站上看到过一句话，如果要生育，必须先证明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她认为，婚育更需要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所，目前的自己还“没有资格”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已婚已育的“过来人”，40岁的于晓红深知，带娃读博太难了。

因疫情在家读博的那两年，于晓红时常面对身份的冲突——她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但在其他家庭成员看来，读博是一种自由职业，不用坐班，默认没有工作，许多琐事自然而然落在“在家的人”身上。早上七八点坐在图书馆，晚上10点多回到宿舍，对一位母亲来说是一种奢望。

现实中的于晓红，每天早上8点前伺候孩子吃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回来后洗衣服、晾衣服、打扫卫生。在没有课后托管的日子里，于晓红下午三四点就要放下书本，去学校接孩子回家，给孩子做饭、辅导功课。每天有效学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这些无休无止的琐事将读博时间切成碎片，于晓红只能在做“母亲”的间隙做“学生”。

今年年初，于晓红在上海的学校待了不满四个月后回到家里，久违地、热烈地拥抱孩子。但回家的次日，孩子就因肺炎发烧住院，陪床十几天后，于晓红也被传染了，因为小面积白肺住了十几天院。20多天的寒假里，于晓红像在医院值班，而这段时间她本来计划写完毕业论文中的重要章节。

于晓红的丈夫并非“隐身”，他了解读博的艰辛，主动把家长微信群的工作揽下来。在学校活动接龙中，清一色是“××妈妈”的回复，他那为数不多的“××爸爸”头衔格外显眼。于晓红在学校时，常常远程视频遥控，孩子明天要穿的黑色运动鞋在哪个柜子，因为许多琐事只有她一清二楚。

于晓红发现，母亲更愿意把属于自己的时间、精力让渡给孩子，这与工作/学习状态似乎并无联系。

孩子四年级时，于晓红的丈夫曾试探地问她有无二胎计划。于晓红知道，这种心态来自朋友圈的比较——高校家属院大多两个孩子，身边的亲人也不约而同生了二胎。但于晓红难以想象自己再度成为母亲，再度把一个婴儿养大。

在这些故事的尾声，方力坤已辞去兼职，专心博士学业，他和妻子正计划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在去年达到了学校的小论文发表要求后，于晓红本计划在今年6月毕业，但因为连续生了几场病，她选择延期毕业。如果没有其他变动，她希望在年底答辩毕业。截至目前，她的工作还未定下来。

而“35+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的群主蒋欣，几经周折后终于选定了论文选题，开启了博士论文撰写的另一个难关。

今年6月，蒋欣建立的群聊人数仍在增加，35+博士生的故事仍在继续。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没有人能预见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只能由自己书写。（本文出现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