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小向导》，刘黎琼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定价：32元

■魏江春

当翻开《高原上的小向导》这本书，看到作者将科学家群体不畏艰难、勇攀科学高峰的事迹，用生动感人的故事形式讲给孩子们听，我感到很欣慰。作为一名终生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工作者，我对故事当中野外科考的艰辛和努力战胜艰辛、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愉快，感同身受。

1958年，遵照我国真菌学奠基人之一戴芳澜院士关于填补地衣学空白的主张，我奔赴苏联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地衣学专业；1962年回国后，我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从事地衣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虽然单枪匹马，但我对开创地衣学新局面的热情不减，渴望发现中国自己的地衣区系。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摸索、去探察。

自1963年初夏只身前往陕西秦岭太白山开始，我的野外科考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太白山小庙的暴雪、贵州梵净山山顶临时帐篷外的暴雨、云南丽江突遇野猪群，苍山上独自度过除夕夜的孤单、西藏科考时严重的高原反应……种种艰辛，不胜枚举。

印象最深刻的那次，是1966年我第一次前往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地衣。我们背着一袋干粮，顽强地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扎营，住了两个星期。那儿空气干燥，含氧量还特别低，晚上睡觉时闭着的嘴，第二天早上就张不开了，用舌头怎么舔也舔不开。等终于用力张开，嘴上就掉下来一层皮，嘴唇血淋淋的。那时条件虽然恶劣，但就在那次我发现了“珠峰石耳”—— 一个世界范围内此前从未被发现的地衣品种，这足以抵偿所有的辛苦。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科学家要敢闯敢干，不要害怕困难和挑重担，要敢于探索无人区，敢于填补空白。我越来越相信，世界不会辜负那些不畏艰苦、锐意进取的人。

当我拿到这本书，读到书中科考人员跋涉高原野外考察的故事时，自己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的一幕幕常常浮现于眼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是对青藏高原进行的首次且全面的综合性考察，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考察覆盖30多个专业，队伍规模达到400多人，把西藏自治区从东往西、由南向北细致地梳理了一遍。其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厚、考察之艰辛，非常值得人们铭记和讲述。

现在的科研条件好多了，我们那时的种种艰苦早已成为历史，但科学家精神作为无数科学家用时间、意志甚至生命萃取出的群体智慧和品质，永远值得孩子们去感受、体会和传承。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系《高原上的小向导》一书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