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全国两会闭幕了，但一些关乎高等教育长远发展和底层逻辑的话题仍将在公众视野保持相当的热度。对于这些话题，与会代表委员们的思考也将延续到会后和各自的工作实践中。本期的“两会高教问答”，让我们继续分享代表委员们对于相关话题的真知灼见。

受访代表委员：

李言荣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钱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陈彬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新质生产力”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热词。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李言荣看来，“本质上，新质生产力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的问题。对我们在高校工作的人来说，就是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调融合发展，推进产教融合，推动国家和地方高质量发展。”

“产教融合”与“新质生产力”结合能迸发出何种能量？对于高校来说，这是既期待又引人遐想的问题。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面对一些更现实的问题——多年来，校企间的产教融合虽然一直被大力提倡，但仍有很多待解难题。就此，李言荣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锋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产教融合一直是各高校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您看来，高校的类型、层次不同，产教融合的侧重点是否也应有所不同？这些“不同”背后，又是否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共同点”？

李言荣：产教融合是一个老问题，包括高校在内的各部门和机构一直在寻求破解之道。在此过程中，不仅不同类型的高校需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学校层次以及办学模式进行探索，各行业部门乃至企业也应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而非千篇一律。

但是，的确有一些共性问题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不同类型高校几乎都面临一个关键共性问题，即师资力量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验，这一点在工科特色高校中比较明显。当老师都不熟悉实际的工业化生产时，很难奢求其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指导乃至引导。这也是目前很多老师不愿意带学生下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

钱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育与科学的融合发展是需要载体的，而搭建产教融合平台便是其中的重要形式。在此过程中，“产”字一定要放在前面。换句话说，产业需求是第一位的。高校需要秉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短板导向和问题导向，既要解决企业的真正问题，又要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人才培养出来。

这就要求高校在产教融合上不能千篇一律，在师资问题、教学方式和模式问题、实习实践问题、学生培养载体问题，以及课程内容、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问题等方面都要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思考。

特别是后者，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是以专业为体系的，即一个学科要有哪些专业，这些专业要有哪些课程，课程开设的内容又是什么，这些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迅速，高校教学必须打破这种相对固化的专业体系，顺应数智化和产业化要求，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阶梯体系，这是任何一所高校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产教双方的双向奔赴。但现实中，高校“一头热”现象并未得到改变。您认为其中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李言荣：粗略地说，产教融合的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校师生到实际的生产企业中；另一类则通过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实现。但不管哪种形式，其“切口”一定要小，只有这样，产教间的融合才能深入，相关成果转化也才能得到快速推进。

此外，产教融合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高校的研究往往偏前端，企业的生产实际则偏后端，两者之间缺乏联系。当下，国内能够很好地连接这两者的第三方机构还有待发展。

这两个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校企间的双向奔赴，也更加影响产教融合的实际效果。在我看来，上述现象给高校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阶段的行业特色高校必须在“特色”二字上深入挖掘。做好“特色”这篇大文章，就会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具体而言，综合性高校的“全人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代表所有高校都需要向综合性高校看齐，更不意味着行业特色高校一定要转为综合性高校。恰恰相反，行业特色高校有必要在硬科技、硬工科上保持特色，发挥自身作用，才能培养出一批具有“特色”的专业人才，进而更好地满足产业需求，并能够在相关领域“插红旗”，引领行业进步。

钱锋：所谓“一头热”现象并非由单方面原因造成。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不同部门和机构协同发力。

比如在政策制定层面，各行业主管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机构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产教融合政策及法律法规，对产教融合进行指导。这方面，我们已有一些政策，但仍需要相关的配套政策和落地政策。

高校层面则需要“跨出一步”，主动和产业部门及企业对接，特别是高校的专业课程体系必须改革，以满足新型工业化的需求。

至于企业，要调动它们的积极性，给它们适当的“甜头”，以顺应企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比如对于产教融合工作优秀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和奖励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部门在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时，规模不宜过大，要根据产业以及企业的特点和高校的优势特色因地制宜，不可贪多求大。

《中国科学报》：要更好地实现产教融合，您认为相关管理部门最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调整？

李言荣：在产教融合方面，国家需要有整体性的政策体系，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否则将影响相关人员进行产教融合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体的产教融合，科技人员不敢转、不想转、没钱转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需要引起关注。

这方面，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和“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作为三项改革的先行探索地，西北工业大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产教融合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的强有力推动，这并不是单靠某所学校自身力量能够解决的。

钱锋：产教融合作为一个整体性工作，并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尤其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共同协调。

此外，教育主管部门本身也需要一定的调整和改革，比如在产教融合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再加上其他部门的配套资金，重点解决某些领域亟待解决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问题。

须知，我们的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明天”乃至“后天”的事情，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技术的新赛道竞争，以及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都需要不同部门的协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