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裴程等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定价：198元

■胡翌霖

一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最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之一，在我看来甚至可以去掉“技术”与“之一”两个词。他的代表作是3卷本的《技术与时间》，这套书10多年前已译介到中国，最近又出版了合订本。

一方面，合订本完善了老译本的翻译，特别是解决了个别术语译名不统一的问题，并提供了统一的索引，更适合于研究者参考。另一方面，合订本新增了斯蒂格勒2018年写的再版“序言”，以及2017年写的第三卷的“后记”《人类世中能力与功能的新冲突》。

在“序言”中，斯蒂格勒描绘了7卷本《技术与时间》的完整计划，可惜他在2020年自杀，这一计划显然无法完成了，不过他的许多想法已经在这些年出版的其他著作以及各种访谈和讲演中透露出来了。在新增的“后记”中，斯蒂格勒也融入了他所构想的后续篇章的内容。

当然，斯蒂格勒整个思想大厦的基础，在《技术与时间》3卷本中就奠定好了。书中，斯蒂格勒贯通了柏拉图、康德、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古今哲学巨人的思想，并与人类学和技术史相融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

其最核心的洞见就是，把技术理解为人类的“外在器官”，这种器官承载着人的外在记忆，即斯蒂格勒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第三滞留。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勒阐发了人与技术关系的历史，其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文化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对知识的剥夺，导致人“无产化”“迷失方向”。

在“后记”中，斯蒂格勒的矛头直指信息时代，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认为，信息时代给人类带来新的冲突，使得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经济”，以取代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文章开篇引用了信息科学先驱、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的一句话：“控制论是一把双刃剑，迟早会深深伤害你。”事实上，维纳对信息时代人类命运表现出深刻的忧思，他认为未来的自动机器将造成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危机。另外，如果人类只想让机器做奴隶，反而会成为机器的奴隶。

维纳提出的应对方案同样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答案自然是要建立一个以人的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维纳认为，一切都具有计算的价格的美式价值观过时了，“在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信息的种种问题都是按照标准的美国眼光来评价的：一物之有价值就在于它作为一项商品之进入公开市场的情况”。

二

在“后记”及3卷本后的工作，斯蒂格勒转向了“熵”这一概念。他说，“在其他被称为‘熵纪’的地方——资本主义已经变得专制且疯狂，它建立起一种自以为聪明且温和的极权主义——消灭曲折、缩短时限已经成为世界的法则，这个世界既没有信仰，也没有法律，只是忙于突破时间的壁垒”。

“时间”显然也是《技术与时间》这部著作的关键词，如果没有通读全书，恐怕很难适应斯蒂格勒的独特语言。

在此借用维纳的思想，尝试给出更通俗的解说。简而言之，维纳所反对的美式价值观和斯蒂格勒所针对的资本主义，都是效率至上主义的，它们信奉衡量事物价值的方式都是基于“可计算性”，一切价值都是可以计算的——无非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而所谓效益，无非就是“缩短时间”的效率。

效率至上主义有两大问题，第一，它是反人性的，因为人之为人应该是复杂而多元的，比如我想要前往某个目的地，那么选择交通工具当然就是越快越好，即节省时间；如果我想要旅游和休闲，那么缓慢的游轮也许比高铁或飞机更好。

开放市场之所以有益于人，与其说是因为市场节省了交易时间、提高了交易效率，不如说关键在于市场让人的选择更多元、生活更丰富。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略人的复杂性，无异于本末倒置。

第二，它相对适用于工业时代，却不适用于信息时代。维纳强调，“信息和熵都不是守恒的，都同样不适于作为商品”。

一块面包、一辆汽车都是“守恒”的，一个人来买，它是一块面包，两个人来买，它还是一块面包，所以两个人要么有人吃不到，要么每人只能分到半块。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商品很容易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计算出一个客观价值，即市场价格。

但维纳认为信息显然不是这样的，例如达·芬奇画了《蒙娜丽莎》，这幅画本身只有一幅，但它的价值不在物质实体，而在其提供的信息上。一个人观看，他看到的是完整的一幅画，两个人观看，他们看到的也是完整的一幅画。从这幅画中，每个人所获得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分享者的增加而减少。这是和实物商品完全不同的情形。

三

斯蒂格勒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信息，或者说“信息”与“知识”的差异。

“信息”并不会在前述分享的活动中保持价值，相反，信息是会消散和“溶解”的。比如“超市的鸡蛋打折了”这条信息，它的价值就是能够帮助我以更低成本或更高效率买到鸡蛋。如果这条信息被几万人分享了，那么恐怕等我到超市，鸡蛋早被抢光了，这条信息于我而言就失去了价值。等到第二天，这条过时的信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了。

究其原因是我们以“功能”的角度看待信息，并由此构建起一种“虚拟经济”。“由可计算性构成的经济，它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一种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我可以把任何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从而转化为一种计算：我可以通过信息的可计算性将所有事物货币化，进行计算，信息的可计算性建立了竞争理论、供需理论等，其中，一切都可以被减少和溶解，从而在这个词的当代（和空洞）的意义上变得‘虚拟’。”斯蒂格勒表示。

在这个虚拟化的世界中，记忆或知识“通过大规模的自动化转化为信息”。“永不止息地创新”，崇拜创新的同时是记忆的贬值和知识的遗忘，因为没有什么旧的东西是值得滞留的。

斯蒂格勒质疑这些貌似理所当然的观念：“信息的价值真的总是可以计算的吗？它的所有价值都可以归结为计算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当那些计算信息价值的人属于一个分布空间……信息的价值才能被计算。”

这就是我前文讲的“反人性”的问题，人的“能力”并不总是具有某种可计算其成本收益的“功能”，人生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生产力或推动科技创新，相反，生产力和科技正因为能够丰富人的生活才有价值。

如果回归到从每个人的生活体验上来考量问题，那么信息的价值也是多元的。哪怕是昨天“超市的鸡蛋打折了”这样一条过时的信息，了解它或记住它对于我而言可能是有益的，也许有助于我理解父母的行动，或者我反省自己的得失，又或者我想写一部地方志，这些琐碎的资料会成为历史写作的材料……

这时候，“信息”的价值异质化了。“这种文件并不在同质化的信息市场上获得价值，而是从局部的内在探索中、在固有的异质性知识中获得价值，这种知识具备更高领会的心智多样性，其功能将其划分为各学科，为某类知识服务——历史学的、档案管理学、古文字学的、谱系学的、考古学的、业余爱好者的等等。”斯蒂格勒说。

人文知识在当代备受质疑，正是因为人们总是优先从“功能”的角度去计算事物的价值。有些人认为人文学科毫无价值，有些人认为人文学科有价值——总要千方百计为其找到一些功能，让那些“旧”的事物有意义。所以，人文知识也按照其功能不同变成了一门门专业学科。

但是让我们从个人体验来思考问题：你所珍视的记忆难道都是因为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才有价值？你所热衷的兴趣和爱好难道都是因为能够提升创新能力而不舍得放弃？

记忆比功能更重要，丰富性比效率更重要，这是我们可以从斯蒂格勒的学说中得到的浅薄结论。斯蒂格勒通过重新阐发技术的本质，技术作为外在记忆的本质，呼吁建立一种回归“人的价值”的新的思维和经济——“超越可计算的即超越市场的人工选择标准”。因为当我们衡量“记忆”的价值时，丰富性和异质性取代了可计算性，成为我们珍视的东西。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