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蚜是一种为害棉花的害虫。中国农业科学院供图

■本报记者 张晴丹

植物生物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重大问题。近年来，植物生物安全重大事件频发，引起了各国高度重视。

“植物生物安全是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植物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对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近日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第S74次学术讨论会上，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如是说。

此次会议旨在加快推进植物生物安全学科建设与体系布局，全面研究我国植物生物安全监测预警、风险控制和治理体系的问题与挑战，谋划我国植物生物安全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的发展蓝图。

起步晚，任务艰巨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并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于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生物安全法》。

植物生物安全是指国家有效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生物技术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生物领域具备维护国家安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会专家指出，在全球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植物生物安全威胁已从少数区域向多数区域进而向全球转变，植物生物安全治理从区域、国家治理向全球治理转变。

据了解，欧美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植物生物安全，制定了系列行动规划。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欧盟地平线2020等行动规划，均部署了植物生物安全防御内容。

“我国植物生物安全研究起步较晚，在植物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级认证和管理体系、生物安全资源管理、应对生物威胁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比较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陆宴辉说。

陆宴辉强调，我国是植物病虫害重发国家，农作物病虫害种类很多，当前病虫害常发种类达1600余种，每年约发生120种严重的病虫害。

“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就是部分老的病虫害以及一些次要病虫害又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更严重的是外来入侵生物在不断涌入。因此，我国生物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任务越来越艰巨。”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说。

治理科技体系需要重塑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植物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说：“当前植物生物安全治理的科技布局不合理，生物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完善，生产与质量控制的全程标准化不全面，多学科协同创新及跨界、跨行业联动不足，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不科学，制约了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植物生物安全因子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与防控已成为全球趋势。陈剑平认为，我国植物生物安全治理科技体系需要重塑。

在研究方法上，应从单一病虫害视角转向综合考虑植物健康与植物生物安全的平衡关系，从分子生物学视角扩展到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结合，从单一病虫害管理转向多种病虫害协同防控，从单项技术应用转向综合防控技术。

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任务局局长钱万强建议，下一步要设置植物生物安全重大专项，在人-植物-动物-环境全健康和生态系统整体性管理的理念下，应对物种本身变异进化及环境影响下的种群发生和演替，结合植物有害生物“两用”属性，实施生物技术研发利用。

同时，与会专家认为，应建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下有组织科研的体制机制，加速植物生物安全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培育植物生物安全领域新质生产力。

将风险拦在国门之外

“把好国门是确保生物安全的第一步。”这是与会专家的共识。

我国是全球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入侵种类多、频次高、危害很严重。“外来生物容易入侵、定殖和扩散。目前入侵我国的种类已达660余种，其中农业占65%，而且近10年新发入侵种增势是20世纪90年代前的30倍。”陆宴辉介绍。

与会专家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外来入侵生物的全球监测系统。因为不仅需要监测已经入侵我国的有害生物，做到及时发现、及早防控，还要密切关注全球入侵我国的潜在生物的信息。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润志表示，尽快建立全方位的入侵生物预警体系，不仅需要海关部门严把国门生物安全关，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密切合作，争取做到提前把控风险，将入侵风险拦在国门之外。

“我们一定要实时感知周边动态，对外来生物入侵进行前瞻研判和防控布局。什么时候我国的植物生物安全实验室像雷达一样多，就好了。”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戴小枫说。

关于实验室建设工作，吴孔明建议，形成以植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为龙头、二级实验室为核心、常规实验室为基础的国家植物生物安全网络布局，并加快建设植物生物安全中外联合研究平台，开展跨境区域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防控技术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