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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可莹 实习生 苏晓
“勉强毕业拿到博士学位,发表过两三篇一般水平的论文。”
“毕业年龄超过32岁,没有勇气再出国做博士后。”
“很不容易找到一份编制内工作,不咸不淡过完一生。”
……
出身普通、能力普通,连运气也普普通通——以上描述简单勾勒出一道“普通人”读博的人生轨迹。相比那些顺风顺水、出道即巅峰的科研新星,这些“普博”的科研故事往往充满曲折。主人公也从最初的斗志昂扬,逐渐变得心灰意冷,像极了王小波笔下那头“受锤的牛”,最终遗憾离场。
离开学术界后,他们试着走向广阔的四方。有人选择抱着铁饭碗“躺平”,有人选择去二本院校寻一方“净土”,有人则选择脱下长衫、自主创业……尽管各自有各自的遗憾,但回忆起这条饱受折磨的科研之路,“普博”们竟不约而同地说:博士毕业后,对学术彻底“祛魅”了。
睁眼就是“三座大山”
答辩通过那一刻,马乐反倒很平静。尽管对于这一天,他已经盼望了很久,但等到真正“尘埃落定”时,他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
博士学位终于拿到手了,却似乎少了一些应该有的成就感。那种由感性驱动的自豪、兴奋,甚至短暂的“不可一世”之感,马乐始终都没有过。作为一名普通博士生,马乐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科研成果,他自认也没有出色的学术天赋,博士读得很吃力。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出身农村的他甚至从未在物质上反哺过父母。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讨论“普通人读博”的帖子,网友们对“普通”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发表几篇论文勉强达到毕业要求;年龄不小,失去了继续出国做博士后的勇气;获得博士学位后却难以进入名校,只能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没能吃到“学历红利”,最终和大多数人一样,过上了籍籍无名的平凡生活……
马乐当然是“普通博士”中的一员。如果有机会回到5年前,他决然不会走上读博这条路。
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
马乐想到读博之初,也曾充满干劲,甚至将科研视作自己人生破局的“最优解”。他是工作两年之后才决定要考研、重返学界的。并且,为了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马乐放弃了本来的专业,转而报考计算机。
跨专业考研并非易事。为了能成功“上岸”,马乐每天早晨7点起床,雷打不动地学习到深夜12点,这样的作息,他坚持了半年时间。备考的艰辛令马乐格外珍惜读研的机会,这也成为了他继续深造的动力。
“读博前,有好多人劝我不要读,说很难。但我总是心存侥幸,觉得每年有那么多博士生毕业,我同样也能顶得住压力,顺利毕业。”马乐说。
然而,事实是在读博的前两年,马乐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开展学术研究。导师安排他做了很多项目上的事情,至于马乐的学术进展,导师反而不太关注。直到博士三年级,马乐才有时间开启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跌跌撞撞寻找方向。
随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失败。
渐渐地,马乐对科研失去了热情,甚至对生活也失去了兴趣。他开始理解那些因为读博产生心理问题的年轻人,理解了什么叫作“读博偷走人生”。
事实上,马乐所在的人工智能领域已经算得上是容易出成果的方向了。但即便如此,仅靠自己摸索着做实验、写论文仍旧是行不通的。虽然也跟着导师做了不少项目,但在“达到毕业要求”这件事上,马乐的进度异常缓慢。
有一段时间,马乐每天早晨一睁眼,就仿佛看到眼前矗立着“三座大山”——博士毕业要求的3篇论文。他觉得像是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常常喘不过气来。他开始频繁失眠,并质疑自己的能力。不过,那时的他并没有其他选择,更无暇“内耗”,只能过着实验室、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
“发论文”成为马乐心中唯一的念头。
第一篇论文被接收的那个夜晚,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得知结果,马乐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脑旁,反复刷新着邮箱的页面。消息传来时,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两点。
马乐说,那是他能数得过来的快乐时刻。
如今,再回忆起这个画面时,马乐觉得自己大概是“魔怔”了。博士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进入高校继续科研,而是去了一家央企,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北漂”。
找一方“净土”,屏蔽干扰
与马乐彻底逃离学术圈的选择不同,陈辉只是想从“非升即走”的湍流中脱身。他拒绝了导师让他留在名校的邀请,转而进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高校当老师。
“与其在高压环境中去赌不被淘汰的可能性,还不如选择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凭借仅存的学术热情慢慢地搞,这样至少还有一个平稳的心态。”他说。
相比马乐,陈辉的经历更加传奇。
本科前,陈辉对医学不甚了解,只是隐约觉得自己的生物学得还不错,上手应该会比较快。于是,他选择去南方一所原“211工程”院校,攻读临床医学专业。然而不久后,他发现临床医学并非想象中那般需要强大的逻辑性,知识点大多要死记硬背。
对于这样的学习状态,陈辉很不喜欢。加之那段时间发生的几起伤医事件也不断刺激着陈辉的神经,他选择了转专业。结合参加辩论赛的经历,陈辉确定了真正的心之所向——法学。
于是,在本科毕业后,陈辉又花了两年时间,在西南某高校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为了给这段时间一个合理的解释,陈辉甚至向父母撒谎:自己只是跨专业读了一个研究生。直到现在,陈辉的父母都被蒙在鼓里。
拿到法学学士学位后,陈辉结合自己的医学背景,选定了“卫生健康法”这个方向继续深耕。
读研时,陈辉有过一次在权威学术期刊上“一投即中”的经历。因此,他一直对自己的科研充满信心。硕士毕业后,他放弃了一份高校辅导员的稳定工作,继续读博深造。
然而,随着对学术的深入了解,陈辉发现科研绝非自己想象中那样轻松。在人文社科领域,有着“文无第一”的潜在共识。这意味着无论多么出色的论文,都会有一些相反的观点,其中甚至不乏唱衰之音。
有时候,连陈辉自己都会陷入“文科是否无用”的纠结,以及“做研究有什么意义”的迷茫之中,难以自拔。
博士毕业后,陈辉婉拒了学院院长和导师的挽留,来到四川省某三线城市的一所二本高校任教。
对于他的这一选择,身边的同学都不理解。然而,陈辉有着自己的一番逻辑:“‘非升即走’的压力实在难熬。我在年龄上没有什么优势,与其冒着很大的风险花几年时间去赌一个职称,还不如选择一条更为稳妥的路,这样我也能更安心地做研究、写文章。”
无休止的“内卷”,无望的教职
毕业求职时,马乐曾经到北京的很多研究所面试过。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进入科研院所或高校的竞争非常激烈。“向下兼容”已成为高校求职生态中的一项基本操作——海外名校博士去原“985工程”院校任职,原“985工程”院校博士再去原“211工程”院校“踢馆”……仅凭一个博士学位,早就已经无法满足大多数教研岗的任职要求。大多数高校在面试青年人才时,还会暗中比较求职者的科研成果、导师咖位、团队及平台实力等,以期从众多博士中挑选出那只最具优势的科研“潜力股”。
然而,这些对于博士生们来说,则意味着一场永无休止的“内卷”。特别是对于马乐这样的“普通博士”而言,很多岗位已经变得可望而不可即。
“部分高校甚至明确要求求职者有博士后的经历。如果想在高校就职,就得再做个博士后。”马乐说。
正是因为如此,果盘做了两年多的博士后。
果盘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从小到大,她一直将读书视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中学时,果盘家中遭遇变故,父母无法再为她提供经济支撑,但不甘心的她凭借各种补助、奖学金,最终成功考入西南某所原“211工程”高校读本科。此后,她还被保研至某科研机构硕博连读。
本科期间,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果盘会做一些兼职挣点儿生活费。在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果盘渐渐体会到,学历也许并不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然而,读研、读博、进入高校的线性思维早就已经深深植入了她的脑海。为了能够成功保研,果盘从本科开始就跟随老师做实验。在老师的帮助下,她成功在影响因子5分左右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为了鼓励这个年轻姑娘,老师将她推荐给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果盘由此也获得了一次和权威学者促膝长谈的机会。她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做科研的“那块料”。
直到被保送后,一切都开始失控。
硕博连读期间,由于研究的课题过于复杂,果盘在6年的时间里没能做出任何成果。因为没有论文发表,自入学的第二年后,她便与奖学金无缘了。于是,她“行走学术界”的宏伟蓝图逐渐坍塌,最终萎缩成一个泛黄的小纸团,上面就写着两个字——“毕业”。
为了按时拿到博士学位,果盘不得不求助于导师。在导师的帮助下,果盘又有了一个新课题,并终于发表了论文。
博士毕业后,对高校教职还抱有一丝执念的果盘在中国农业大学进站做博士后,以期能够在这期间再出成果,进而赢得进入高校的机会。然而,短暂却艰辛翻倍的博士后经历让果盘彻底明白,这并不是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出站后,果盘选择到一家上市医药企业从事研发工作。
“现在这份工作不仅能够让我在北京自给自足,还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这对我来说更有意义。”她说。
博士毕业,却对学术彻底“祛魅”
“现在我身边的大多数博士都说,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他们都不会选择读博。”马乐认为,博士学位既没有为他带来成就感,也没能帮助他提升社会竞争力。努力撕开学术的一道口子后,这位工科博士最终选择进入体制内,从事一份相对简单的工作。
“这份工作甚至用不到自己在读博期间获得的任何一种科研能力,本科生就能胜任。”他说。
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马乐,不仅是家族中的第一位博士,更是全村人的骄傲。“在我的父母眼中,获得博士学位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能够获得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但实际上,博士学历带给普通人的收益并没有期待的那么高。”马乐说。
同样是家族第一个博士,陈辉也不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我觉得读博不过是一个开阔眼界、逐渐对许多事情‘祛魅’的过程。通过不停学习、观察社会,把很多东西看清楚之后再问自己,就能发现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距。”
面对后辈们是否读博的纠结,陈辉觉得,作为出身普通、能力普通、机遇普通的“三普青年”,没有必要一味地抓着博士学位不放。尤其在当下的环境中,还是先以就业为主。不过,只要还存在进入高校做学术的执念,读博仍旧是唯一的入场券。
其实在陈辉看来,读博与否并没有太大区别。他的研究生同学中,有很多人都选择留在名校,或者大型科研机构继续拼命。“他们都比较羡慕我。”看到曾经的同门如此忙碌,却并不快乐,陈辉常常觉得心疼。他们似乎都在追求一种虚无,一种自己并不认同的范式。
这个问题陈辉早就想清楚了。于是,他选择了主动出走,离开这个“旋涡”,踏上另一条相对安静的小径。
马乐的科研之路则更像是一场梦。梦醒了,他环顾四周,发现除名字后面多了一个“博士”的后缀外,自己仍旧是一无所有。老家的很多人都认定他实现了阶层跨越,马乐却不以为然。
“我的父母一生都在工厂做工,当‘螺丝钉’。我本质上与他们并没有区别,只是进化成了一颗北京的‘螺丝钉’。”
《中国科学报》 (2024-11-05 第4版 高教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