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彬 温才妃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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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界代表委员纵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当发顶刊不再“新鲜”,高校下个目标是什么

不久前的同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大学等国内7所高校齐在《自然》发文。近年来,以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指标为抓手,我国高校科研能力急起直追,在顶刊发表论文对于一流高校,甚至“双非”院校而言已不再是新鲜事,类似“齐发顶刊”等字样也时常见诸媒体。

在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高校未来发展的核心是什么? SCI“指挥棒”如何为下一个目标所替代?围绕这些问题,本报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特邀请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代表委员展开研讨。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

更要看重高校服务地方的贡献

如今,高校发表顶刊论文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那么,下一步评价一所高校究竟应该看什么?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看来,要更加看重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

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以市场为导向,围绕产业配置科技和人才资源。深圳以金融资本促进科技创新,将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在科技创新、人才评价上走在前列。在宋宝安看来,这些观念创新很值得其他地域、高校学习。

贵州的发展主要围绕着现代山地农业、现代能源化工、大数据和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材料等产业。“作为地方高校,不可能面面俱强,在建设、发展中更要突出自身特色优势学科。”宋宝安说。

“新标准应围绕着为促进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解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科技问题而设定。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引领作用的贡献,评价标准就应该向其倾斜。”宋宝安告诉《中国科学报》,“具体而言,要加速对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将这方面的成效作为新的评价标准。”

与此同时,吸引人才、聚焦团队,以团队形式争取重大项目,实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创新链。“在自主创新上,要敢闯‘无人区’,通过‘无人区’培育高价值成果并实现其转化,而不是一般成果的转化。”宋宝安强调。

2022年,贵州大学与贵州省工信厅推进《贵州省“产业技术创新副总”服务中小企业发展行动方案》,选派76名博士及其团队服务中小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它们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在人才引进上,我们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学校就予以充分肯定。”宋宝安说,正是在社会服务中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2022年贵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达203项,位居西南地区高校前列,形成多个支持地方十大工业产业发展的贵大品牌。

当前,贵州正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宋宝安介绍说,为助力乡村振兴,学校找准结合点,发挥集合优势服务农业现代化。该校涉农教师带着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开展服务,在省内建立示范基地70余个,组织开展各类技术活动600余次,培训农民及技术人员9万余人次,推广新技术、新品种627个,实现人才链、知识链、创新链顺利对接产业链。

“涉农教师的贡献未必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于他们的考核要更看重农民的满意度、企业的满意度和政府的满意度。只要得到农民、企业、政府的认可,学校就要大力褒奖。要采取分类评价、分类考核,而不是简单以经济贡献或论文产出作为‘一刀切’的衡量标准。”宋宝安说。

不久前,贵州省教育厅公布,贵州大学“十四五”末办学规模将调至5.7万人。其中,本科生办学规模将稳定到3.5万人、研究生办学规模将提升到2.2万人。

宋宝安表示,一直以来,贵州的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校培养的理工科人才比例较低。此次贵大的扩招主要不在本科生层面,而是在博士生、硕士生层面,以此满足全省人民期盼办高水平大学的愿望,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

分类评价尚待进一步深化

最近,我国高校频频在顶刊上“报喜”。当高校发顶刊论文已不再“新鲜”的时候,拿什么来评价高校、教师?

“评价高校不一定非要看顶刊论文,对于地方高校,更重要的是结合学校特点做好分类、分层评价。”受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告诉《中国科学报》。

地方高校具有区域性、教学性和应用性等特点。“应将建设的重点回归到人才培养,强化自身特色,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地方与区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和创新支撑。”施卫东说。

他表示,建立分类评价导向才能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此举有助于突出师德师风的第一标准,消除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持续推进教师践行教书育人使命;也有助于突出质量导向,消除简单化、量化指标评价导致的急功近利现象,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

这些举措真正做起来难度不小。施卫东坦言,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的成绩难以用量化评价体现。比如,工科教师的成果能直接转化并创造经济效益,评价起来相对容易。难就难在一般成果转化的周期较长,中间评价如何开展?教学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如果只看教学成果奖、教改项目等,便又回到了量化考评的思路中。

对此,施卫东建议,应探索多元评价方法。工科等应用型学科更要看重成果转化,而不是过分考核论文;基础学科则重点考核高水平论文,主要看论文质量而非数量;智库看决策咨询建议的采纳与运用;教学不仅要看教学成果奖、教改项目,也要注重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实绩等。此外,还要探索建立长周期评价机制,推行匿名评审和署名评价,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

今年全国两会,施卫东提交了一份加快高水平中试基地建设的提案。鉴于成果转化的长周期、当前中试资源分散的情况,他建议将中试资源开放共享、提供第三方中试验证服务情况等作为中试基地的考核指标进行绩效评价,择优给予资金奖补。同时,建立科研和中试人员双向互聘流动机制。

他还认为,要规范评价结果运用,通过建立健全评价、反馈、改进、督导的工作机制,鼓励高质量科研成果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在引导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要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的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科技镇长团等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对于他们的考核,要看其是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施卫东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施卫东介绍,产业教授是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科技厅通过校企合作中的各类基地,遴选并聘任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并颁发“江苏产业教授”证书,探索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已从指导研究生层面做起,拓展到了指导本科生层面。

科技副总主要面向青年教师,围绕企业的产品研发、新技术、新供给需求,着重提高青年教师的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实践动手能力和产学研合作能力。

科技镇长团则由省委组织部牵头,委托省内外高校选派教师到县市区担任团长和团员,挂职副区长、副县长、副镇长等,推动科技人才走向发展一线,让他们成为高校服务地方、服务产业的桥梁和纽带,真正助力地方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

给非顶刊论文更多耐心

对于国内高校密集发表顶刊论文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表示,需要从两个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一方面,这代表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说,这与我国长期持续对基础研究投入有很大关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科研同样与国家综合国力提升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讲,该现象作为一种指征,可以反映出多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已取得一定成效,这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顶刊论文的发表只能算作衡量我国高校整体科研水平的一个观测点,并不能代表科研的全部。

“需要明确,发表高水平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学术共享,让学术同行之间能够相互启发、运用,最终扩展人类的知识疆域。因此,论文发表本身并无‘贵贱’之分。”他表示,相比之下,顶刊论文的影响力会更大,但并不代表最好的论文一定都发在顶刊上,更不能代表非顶刊论文就一定不重要。

明东表示,就论文本身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应体现在通过实践证明其在科学原理上有多大突破。因此,判断科研成果价值如何,终究还是要放到时间维度和实践维度上,评价其对未来知识体系构建、重大技术突破引导,以及对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的效果。

也正因如此,对于高校频发顶刊论文现象一定要理性看待,特别在相关的评价体系设置中,更不应过分夸大顶刊论文的衡量权重。

“再次强调,对一篇论文的评价要有一个长周期视角,也要更关注成果本身,而非一纸文章。”明东表示,某些成果因为各种原因,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以论文形式在期刊发表,但只要能对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就不能抹杀其价值。

反之,如果过于关注顶刊论文的发表,则可能造成一些负面效应。

“首先是趋同热门。”明东表示,作为个体行为,顶刊编辑在选择文章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个人喜好或追求热门话题的现象。如果盲目追求顶刊,无疑会带动一些人一窝蜂地追求热点问题,对于那些需要平心静气发展的重要学科,或者本身具有重要价值的冷门学科、小众学科,则会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这可能导致某些机构将过多资源重复投入到某一个领域,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

明东坦言,在国内高校频发顶刊论文的当下,高校和有关部门反而更应保持一份冷静和客观,甚至要对那些“非顶刊”的论文多一份耐心,给它们更多的成长空间。

“基础研究一定是一个理性的过程,特别是某些重要研究成果早期甚至会伴随一定争议,因而不一定能发表在顶刊上。”他表示,还有一些重大成果由于极具前瞻性,反而不能被大多数人所察觉,无法赢得同行的共识与认可,此类文章很有可能被某些高水平期刊拒之门外。“然而,这些成果的背后恰恰可能蕴藏着重大的科研价值,如果能给它们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也许能逐渐展现其重大意义。”

“总之,一项成果真正通过了科学发展的检验,通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检验,通过了国家重大需求的检验,这比什么都重要。未来,我们依然要重视顶刊论文的发表,但相比之下,如何保证学术生态和学术评价的多样性,如何保证每项科研成果都能‘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的科研价值,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明东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锋:

在“全链条创新”中发挥基础作用

“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大国,这一成绩有目共睹。但我们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强’,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高质量发展。”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锋表示,这样的道理对于高校未来的发展同样适用。

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加大,国内高校在科研上的确迈上了更高的台阶,最直观表现便是高校顶刊论文发表数量的增加。然而,“发表顶刊论文与将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钱锋坦言,在此问题上,我们需要反思什么是“基础研究”。在他看来,高校的基础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由探索和纯兴趣导向类,即科研人员完全根据自身兴趣、在好奇心驱使下进行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现象、规律和事物的本质。

第二类则是以热点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导向的科研,是在解决国家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时必需的基础研究。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相关研究的爆发式增长,以及面对光刻机这样的“卡脖子”问题时,我国科研人员的协同攻关。

在钱锋看来,科学研究,尤其是后一种研究类型要想取得突破,首先要做的是掌握相关课题的基础性原理,在将原理问题研究透彻后,才能攻破一些核心技术,并将其与工程应用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高校能在顶刊频繁发文,这说明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这并不能与掌握该领域的核心技术完全画等号。”以他所熟知的化学和材料领域为例,钱锋表示,目前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已经高居全球第一,其中当然不乏顶刊论文,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级重大项目中高端材料制造等方面依然会被“卡脖子”?这值得我们深思。

钱锋坦言,对于两大类型的基础研究,我们都应强调其重要性,不能有失偏颇。但站在国家层面,现阶段更需要强调以目标为导向的科研。具体而言,便是围绕国家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通过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而迈过科技门槛,最终引领国际研究。

在此过程中要逐渐形成一种“全链条创新”,即从理论性基础研究到应用性基础研究,再到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应用,最后完成相关科技创新的产业化。

“目前,针对该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我国在相关机构设置上均已有所侧重。”钱锋告诉《中国科学报》,其中,高校主要针对的是理论性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环节,这也是整个创新链条的开端和基础。从这个角度说,高校发挥的是一种基础作用。

这要求国内高校要持续加大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健康发展的重大科研命题的深入挖掘,通过发挥自身有组织科研和多学科集成方面的优势,在基础科研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还要与创新链条上的其他环节形成呼应,将自身充分嵌入其中,而非脱离于整体科研链条之外。

“当然,在这方面不仅需要高校自身努力,也要在国家层面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保证创新链条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钱锋最后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

高校基础科研仍需持续稳定支持

“对于顶刊的话题,我们往往会过于关注,但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直言。

据他回忆,至少在10年前,我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以及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近年来这一趋势越发明显,这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关,更与我国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日益重视有关。”

然而究其根本,对于一位学者而言,在顶刊发文不过是论文发表的某种方式或途径。“学者之所以愿意在顶刊发文,是因为这更容易让其成果被更多人关注,也更能代表学术同行对成果的认可和鼓励。除此之外,它并不具备其他的特别含义。”钟章队笑称,如果有人以为能在顶刊发文就可以算“世界顶级”,只能说是“想多了”。

在他看来,所谓顶刊发文其实是学者当下科研状态的一种体现。“这就像是一场长跑比赛,发一篇顶刊论文只能说明你今天跑进了前几名,但如果不继续努力奔跑,明天肯定会落在别人后面。”

钟章队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科学界经过长期努力,加之随着综合国力增强,“走出去、引进来”的力度也在加大,使得我们逐渐融入全球整体的“科学社区”中,并掌握了全球通行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我国科研人员在世界科学共同体中获得了更多话语权。中国人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国际顶刊、中国人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国际顶级会议,便是最直观的证明。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以综合国力衡量,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在世界科研共同体中的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比如,在世界各大科技组织和科研机构中,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中国人群体依然不够大,这当然是各种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但不能否认,在这方面我们自身实力尚有不足。”

正因如此,钟章队直言,当下高校的基础研究工作依然需要国家层面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支持。同时,高校本身也应该持续为学者提供稳定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支持,包括资金、硬件支持以及合理的评价机制。

“现阶段,我们依然需要培养出大批真正专心于基础研究、甘于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同时又要保证他们真坐得住。”他表示,此前有人认为重点科研领域的突破乃至整体科研能力的提升,单靠“砸钱”就能“砸”出来,这显然是错误的。

钟章队告诉《中国科学报》,科学研究当然不能没有资金投入,提升科研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待遇也的确可以引入更多优秀人才,但这种行为大多是一种短期行为,而科研工作,尤其是基础领域的科研恰恰是一个需要不断攀登的过程。

“总之,从长期看,我国高校在基础科研领域的坚持不应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有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大支持力度,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钟章队说。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采访整理,郭刚制版

《中国科学报》 (2023-03-14 第3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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