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志海制图

■本报记者 沈春蕾

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最近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30多家从学校科创项目孵化的企业将为毕业生提供近500个工作岗位。

“教师利用职务科技成果孵化创办企业等行为需经学校批准。学校不仅认可教师的创业行为，还会出具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证明。”上海交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中心主任刘群彦告诉《中国科学报》。

6月29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1（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刘群彦在发布会上分享了上海交大鼓励创业“阳光化”的经验。

近年来，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域，阻碍成果转化的“粗绳子”已经不多了，但在具体操作落实过程中仍有一些配套不到位或观念原因导致的“细绳子”存在。各高校院所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颇有成效的经验和做法，正在逐步解开束缚成果转化的“细绳子”，向理想目标进发。

催生更多“值得转”的科技成果

刘群彦告诉《中国科学报》：“高校院所不仅需要产出前沿的技术成果，还需要避免研究成果与市场和产业需求脱节，产出更多‘值得转’的高质量科技成果，并让科研人员‘愿意转’。”而在这方面，目前很多高校院所落实得还不到位。

在此次发布的报告中，也涌现出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典型。

2020年6月，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以半导体激光技术作为无形资产作价7亿元，与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长春经开区政府现金出资7亿元，共同成立吉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在《报告》收集的3554家高校院所的2020成果年报中，长春光机所的这项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位居首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科院院士王立军为首的长春光机所研发团队最早在国内进行大功率无铝量子阱半导体激光技术研发，研究方向涉及材料、芯片及系统应用的全链条。

“团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突破半导体激光技术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创造了多项‘国际第一’。”长春光机所研究员彭航宇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将以光通信、智能感知、量子信息、先进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为牵引，解决我国高端半导体激光芯片的‘卡脖子’问题。”

“要想不被‘卡脖子’，科研项目就必须实现商业化落地应用。”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教授崔向阳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这个心愿。

小鸟撞击飞机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什么高度的跌落会让手机零部件失效？解决这些难题，都需要用到崔向阳团队研发的“高效非结构自主CAE软件核心算法、GPU并行计算及优化设计平台”。

2020年7月，崔向阳将上述项目的相关知识产权作价2800万元与投资方联合成立公司，有望解决国外软件对我国高端装备领域的数值仿真“卡脖子”问题。

打通校内外技术转移通道

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俞扬既是一位科研人员，又是一位创业者。

“10多年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和产业有很大的脱节，我们在‘出口’科研、企业在‘进口’技术，在国际顶刊顶会发表论文实际上是在参与国际‘科研—产业’的外循环。”俞扬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希望通过科研落地，在专业领域建立‘科研—产业’内循环，解决产业前沿问题的同时，促进科研的引领性。”

这是俞扬参与创办南栖仙策（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初衷，也是南京大学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的用意。

2019年2月，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科研团队建设了新型研发机构——南京智谷人工智能研究院，孵化了南栖仙策等12家创业企业。记者获悉，在研究院成立初期，南京大学与科研团队签订了5年的知识产权许可协议，许可了16项专利及专有技术，并通过“提成”方式收取费用。

截至目前，南京大学与南京市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共37家，其中5家与南京大学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已累计缴纳知识产权许可费用284万元。

据南京大学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周剑峰介绍：“新型研发机构用合理的成本就可合规使用学校知识产权，只要孵化项目没有实体化运作，都可以在新型研发机构的‘母体’内成长，而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除了南京大学，上海交大为解开束缚科技成果转化的“细绳子”，打通了校内外技术转移通道，构建了“一门式、首问制、海纳百川”的成果转化新体系。

刘群彦告诉《中国科学报》：“学校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一门式’服务系统，针对一般许可、转让项目的平均审批时间从30天以上缩短到6天以内，解决了教师创业的后顾之忧。”

2021年，上海交大批准新设教师成果转化创业企业17家，完成教师过往创业企业合规化项目18个、涉及48家企业，为5家教师创业企业开具了首次公开募股（IPO）相关证明。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刘群彦介绍，上海交大已经形成了8项成果转化创新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举措，帮助教师创办企业，并且不断开花结果。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成果转化“死亡谷”里，既有技术成熟度的要求，又有缺乏资金支持的问题。科研人员在创业的起步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筹钱”。那么，钱从哪里来？自己掏腰包显然不够。

为此，《报告》建议，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改革，鼓励地方设立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创业的投资引导基金，提升子基金投早投小的比例。

根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累计设立36只子基金，资金总规模624亿元。

2020年11月，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正式成立，基金总规模达10亿元。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部长姚卫浩介绍，北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汇集了政府、学校、社会投资机构等各方力量，为科研项目的产业化落地与初创公司运营提供支持，帮助成果转化项目迈过“死亡谷”。

成果转化不仅需要投入，还需要产出和收入，以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在《报告》统计的2016年至2020年高校院所以转化、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获得的现金和股权收入奖励分配情况中，2018 年现金和股权收入奖励金额最高。据了解，2018年，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32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与大项目转化情况及其激励方式、比例有关。”中国技术交易所董事长郭书贵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各单位股权与分红权奖励的比例不完全一致，如果当年大项目较多且相对集中在激励比例较高的高校院所，体现到激励总额上就会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报告》编写组组长、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成果与技术评估部副部长董红霞对《中国科学报》表示，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需要较长周期，体现到现金和股权收入奖励上出现起伏是正常现象，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

当前，为了尽可能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些高校院所正在推动科技+金融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多位专家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