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荆淮侨

受疫情的持续影响，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同时，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优秀的工程师仍供不应求。随着中国经济从“人口红利”迈向“工程师红利”，破解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培养更多卓越工程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双重影响下，如何做好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成为了回应国家需求、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关键一步，也是增加学生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卓越工程师是回应国家需求的关键

当前，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备受社会关注。尤政认为，无论是集成电路、工业软件还是发动机等技术领域，要攻克技术难题，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实际问题，都离不开卓越工程师。

作为工业制造大国，我国必须打赢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其间，大学特别是与制造业相关的工程学科能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加强基础科学和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不断向制造业注入人才活力。

前者关注的是从0到1的基础创新，后者则是从1到10的技术突破。实现的路径就是科教结合和产教融合。其中，要产生原创性进步，并在重大科学问题上有所突破，需要打一场持久战。

对于高校而言，培养大批人才的目的更多是推动技术进步，并做出解决技术难点的发明。通过产教融合，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最终将其培养成为卓越工程师，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尤政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培养的工科人才叫“红色工程师”，主要解决落后工业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他们首先需要政治坚定，愿意服务于国家；其次要有很高的工程素养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按照图纸把事情做好，做出合格的产品”就是评价标准，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符。

但是，按照过去的培养方式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要求卓越工程师必须具有突出的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以创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为目标。

“相较于普通工程师，卓越工程师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还要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宽广的知识面。同时具备这三点才能称得上‘卓越’。”尤政说。

对于这一点，他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尤政本科所学为机械专业。过去，这个专业主要学习如何通过机械传动的方式做机械装备，以提高加工能力。有些单位由于没能及时拓展知识结构，如数控技术等，导致其在进入数控时代后，难以跟上信息化的潮流，产品落后，高端数控装备大都依赖进口。

“后来，华中科技大学意识到机械化要往信息化走，在数控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设计工具和控制工具，也为后来的数控机床的自主化奠定了基础。”尤政认为，这提醒我们必须要把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结合起来创新发展。

尤政表示，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以前用惯的东西，现在还接着用”的惯性思维，要做到“手中的核心技术能让别人羡慕”，并成为相互交流的砝码。

学校不应追求出产品，要与企业合作

我国从2010年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0，并在2018年提出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体系。在国内，工科的在学规模占全部学科的三分之一，从国际上看，我国的工科在学规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然而，当下的卓越工程师培养面临着诸多挑战——学生的大工程观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工程教育评价机制仍不完善等。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工程师人才的结构矛盾也越发突出。

“大学里不可能引入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与企业合作、产教融合是培养卓越工程师最重要的一环。”尤政表示，当前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仍需集中解决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培养体系的变化。卓越工程师培养除了要重视基础理论、创新、工程方面的素质外，还要有学科交叉融合思维，但仅靠本科的四年时间并不足以完成全过程。因此，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体系要从过去的本科教育为主，一直延伸到博士阶段。人才培养体系变了，相应的教材体系、实验培养体系也都要发生改变。但这绝不是开几门新课、增加实训课程内容就能解决的。

其次是导师队伍的建设。这涉及调动高校和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在国外，来自业界的产业教授与高校教授一起，形成了工程师培养的联合体。许多大学教授都有过在大企业的从业经验，甚至有人曾担任企业的总工程师，退休后回到学校去教学。

在去年10月履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之前，尤政曾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尤政表示，清华大学曾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开展过联合培养。在这一过程中，让他感受颇深的一点是，同一门课程，两国的教材差不多，但教师对课程的理解程度却相差甚远。在德国，一些教授来自企业，能结合自身体会把教材讲得很活，国内的老师则多是从科研的角度出发，一旦落在工程上，就很难讲得透。

然而，在国内现行的评价体制下，从企业来到高校的这些教授很难“待得住”。尤政认为，如何发挥好这些人才在企业一线的经验，在企业与高校间形成一道“旋转门”，对卓越工程师的导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要。

最后，还要落到评价体系改革上。尤政坦言，从技术层面上讲，人才培养的考核指标周期太长。“我们很难做到给培养出好学生的老师加分，因为学生要在毕业五年、十年后才能成才，很难与现实的教师评价完全挂钩。”

相比之下，发论文成为高校教师更显性的衡量指标。尤政认为，这是理念转变的过程，也是体制机制转化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评价体系，让老师把培养学生作为第一目标，并通过一系列的教学让学生感受到卓越工程师教育的正向激励，才能形成正反馈。

“从事科研工作带来的获得感是科研人员执着于科研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卓越工程师培养也一样，要让老师和学生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才能真正做好。”尤政说。

没有好平台，工科难出好成果

当下的交流，更多是平台间的交流。

尤政表示，研究平台是科研的基础条件。特别是在工科领域，没有高水平平台很难培养出优秀人才，更难出大成果。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尤政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对于理工科及医科的发展，高水平平台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了这些平台，就可以吸引领军科学家，就能做成大事。

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上，高水平平台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尤政表示，从华中科大的经验看，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实践条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才能解决产教脱节的问题。

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已建设有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测量两座国家大科学装置，同时还建立了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近期，数字建造、智能设计与数控两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也将落户该校。

尤政表示，对卓越工程师培养来说，这些重大科技平台也是重要的人才培养实训平台。由于许多平台的设备都由华中科大自行设计制造，学生想从任何角度切入开展研究都是可能的。这充分体现出平台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除了和企业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高校自身的重大项目也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载体。”尤政表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大项目的研究过程，也是源源不断培养人才的过程，这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尤政认为，许多高校的工程实践创新中心本质上是产学研联合体。学生参与的过程，也是工程训练和创新的过程。这是高校培养人才最有利的条件，也是其应该出更多卓越工程师的地方。

当前形势下，要实现科技的自强自立，需要更加注重创新体系的完整性，要建立完备的创新链条，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各自的优势。在这一创新生态链上，科学家能专心从事前沿创新，工程师能把科学家的创新想法变成可应用的技术，产业界能把可应用的技术转化成产品，产学研各司其职，保障每个人都能安心把事情做好。

尤政现在还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教育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他透露，作为创新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目前教育部正在联合中国工程院等单位，探索卓越工程师更好的培养模式。去年，中国科协专门成立了中国工程师联合体。高校作为培养人的基层单位，也要对此有所思考。

“这样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也才能形成良好的创新态势。”尤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