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史（1912—1949）》，樊亚平著，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定价：128元

■乔云霞

冒枪林弹雨，蹲田间地头，走街巷里弄……在几乎所有重大的或典型的历史现场，都活跃着一个身影，那就是记者。在世人眼中，他们可平视帝王，也能与劳苦大众促膝而谈。但是，人们真的了解记者吗？

最近，我读了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樊亚平的《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史（1912—1949）》。同样作为新闻史学研究者，我深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而从普通读者视角，则认为在媒介化生存已成现实的当下，这本书给我们打开了窥探职业记者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与樊亚平相识，结缘于2011年“《中国的西北角》出版75周年纪念暨首届范长江研究高峰论坛”。那时，我主编了《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多年，该书被许多大学当作教育部规定的新闻学必修课“名记者与名作品”的教材。我也写过几篇有关范长江的文章，樊亚平诚邀我前去兰州大学参会。

当年7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我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先生的称赞，认为此书是“一部早期新闻从业者的心灵史”。

正是在这本书中，樊亚平引入职业社会学中“职业认同”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中国近代报刊产生至北洋军阀统治末期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发育与演变过程的研究，寻找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或“报人”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足迹，从职业动机、态度、情感、认知、忠诚度等方面，感知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理想与困惑、激情与无奈。

从《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1815—1927）》到《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史（1912—1949）》，樊亚平不是对既往使用概念与理论框架的照搬，而是更进一步对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进行了生动、鲜活、立体的展示，是一种研究理念的变化和研究路径的创新。

要写1912至1949年这一时段的新闻从业者职业心态史，写全是个海量工程。作者想到的办法是把这一时段的新闻从业者分为五类，从中各选出两个代表性人物。比如，第一章写“记者职业意识与无奈”，选了黄远生和邵飘萍；第二章写“报业家的职业期许与追求”，选了史量才和成舍我；第五章写“共产党新闻工作的职业追求”，选了博古和范长江。以我所见，这样的选人技巧是颇费了一番思量的。

作者一一展示每位所选人物的职业追求、理念、精神特质和内心随时代变化的过程，在他们的职业作为与心路历程甚至历史大背景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

比如，史量才从“教育救国”到“办报救国”，是受到了他在松江的同学、好友，时任《时报》编辑的雷继兴、陈景韩的影响；又通过他们结识了《时报》的主人狄子平、另一编辑包天笑。这几个人使史量才感到办报可以扶助国家，便在1912年接办了《申报》。之后他“爱报之心甚于生命”“忍辱奋斗”，新建申报大楼，扩大信息来源，开办多种经营。史量才告诫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如此，无论从职业动机、职业情感、职业态度、职业忠诚度，还是从自我职业身份认知乃至认同方面看，史量才的成就均可从两方面找到渊源，那就是既来自其对报业的职业认知及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救国理想，也与民国初期的新闻体制和报业的整体繁荣有关。

再比如范长江。作者认为他不是为了要当记者而当记者，而是因为心怀天下，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九一八事变后，在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下，范长江离开被认为有着美好前程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北上抗日。然而，在北京看到的情况让他失望。他研究抗日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后方一定是中国的西部，他决定到西部去考察。

书中写道，“诸多事实都可证明，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赴西北考察最终使自己步入记者生涯，的确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职业选择，而是基于考察将抗战大后方真实情况，尤其是有可能影响未来抗战大局的各种问题提前报告给国人，引起政府和国人注意，以提前谋求改进与补救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步入记者职业生涯并非其目的，选择记者身份只是为了达到其了解抗战大后方真实情况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可以称为以抗日救亡为‘体’，以职业选择为‘用’”。

将范长江的新闻职业认同放回到其具体的成长语境中，发现这一转变确是范长江独特个性和特殊历史背景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即在近代救国和启蒙的语境中，积极上进的范长江在救国救民的情愫下选择了新闻记者职业；也同样由于这种情愫，他最终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而为现代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刻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