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传奇：从大地形状到“中国天眼”》，卞毓麟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定价：68元

■陈怡

2006年初夏，我为采写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报道专程赴京。一个傍晚，我匆匆赶往德胜门西大街汇通祠的郭守敬纪念馆。馆里静悄悄，祠外积水潭畔高高的草丛间，立着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的全身塑像。那时的我，只知道这位先贤曾任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建设。1293年，他引白浮泉水注入由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漕船从此可由杭州经通惠河直抵大都积水潭。

一墙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北二环路。700多年前的往事于我有些隔膜，暮色中积水潭边的纪念馆冷冷清清，未能使我升华对郭守敬的感情，旅程有些兴味索然。

十多年后，当我在科普作家卞毓麟先生的《追星传奇：从大地形状到“中国天眼”》（以下简称《追星传奇》）中读到被汤若望誉为“中国第谷”的郭守敬的伟绩时，不禁遗憾自己当年“错过”了这位先贤。

这种遗憾，并非局限于在那尊少人问津的雕像前停留了多久，还关乎我作为一名科学记者和人文爱好者，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家在天文和历法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的无知。这种知识版图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视野遮蔽，多少影响着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追星传奇》叙说郭守敬的文字，简洁而不失精要。郭守敬31岁时首次觐见忽必烈就提出6条水利工程建议，此后又主持了修浚西夏古河渠等多项任务。他根据实测结果，编制了黄河流域一定范围的地形图，并在大地测量方面首创了相当于“海拔”的概念。

45岁时，郭守敬开始全力投入天文事业。他创制的大批天文仪器构思巧妙、精密可靠，大大超越了前人。其中最主要的简仪，是将唐代和宋代结构复杂的浑仪革新简化而成。简仪采用的赤道式装置，在欧洲直到300年后才由第谷率先采用。

郭守敬在许多方面都有创举，如他制造的水力机械时钟传动装置也走在了14世纪诞生的欧洲机械时钟的前头；他编制的星表所含的实测星数在其后300年间无人超越；他测定的黄赤交角数值，直到500年后还被欧洲天文学家借以佐证黄赤交角随时间而变化；郭守敬还与人协力制定了当时世上最好的历法“授时历”。欧洲人直到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革历法，才采用和授时历相同的年长，比郭守敬晚了302年，等等。

作者在《郭守敬的伟绩》一节末尾画龙点睛地发问：“试想：当初汤若望要是先知道了郭公，后来才知晓第谷，他会不会反过来把第谷比作‘欧洲的郭守敬’呢？”这种比较文化的视野，正是启迪作为天文学外行的我思考的关键。

我心目中的郭守敬，不再只是一个因治水政绩被纪念的古代官员，而是一位即使放到世界科技史上考量，也同样光彩夺目的大科学家。

他是如何拥有那样的科学思考和创造能力，又是如何以不同寻常的实干精神，在元代中国做成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事业？这些都是我读本书后渴望进一步探究的。

对郭守敬的兴趣，使我自然地也关注了相邻篇章所述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生平，及其与助手、后来总结出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开普勒既存有戒心，又不得不合作的微妙关系，感慨“并不十分和谐的合作也可能最终走向成功”这一值得工程管理学研究的现象。

本书以《极简的宇宙景观》开篇，从地球出发一路描述到宇宙如何加速膨胀。第二篇《重温古人的智慧》介绍古代天文学家对行星运动的不懈追求，以及他们如何据此加深对宇宙体系的认识。第三篇专介作为“追星”利器和带来天文学巨大变革的天文望远镜发展史及望远镜制造家们的故事。第四篇《太阳系的诗与远方》，谈论天文望远镜问世后，人类如何追逐越来越遥远的行星、太阳系的疆界如何充满诗意地一再向外扩展。借助射电望远镜探测来自宇宙的无线电波，是人类继使用天文望远镜接收天体发出的可见光后天文学史上的又一次飞跃，第五篇即讲述射电望远镜为天文学带来的新惊喜。书中最后一篇《华夏天文谱新曲》对当代中国天文事业已取得的进步和一些领先世界的方面作了生动介绍。

本书是对卞毓麟先生另一部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诸多奖项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的丰富与提升，科学与人文元素交融的特色依然鲜明，内容有了大幅更新。不仅高度简洁地介绍当代天文学前沿，还比较全面地介绍近年来我国天文领域的重大项目。这与卞毓麟先生始终“以做科研的精神做科普”的理念相关。

在本书“前言”中，卞毓麟深情地写道，“曾得到我国天文学界前辈领军人叶叔华院士、我的老师方成院士，以及众多同行专家、朋友的热情鼓励、支持和帮助”，他列出的“尤其是”名录中就有近40位专家。

书的结尾提到上海天文馆这座全球最大的天文馆。大家在参观之前不妨先读一读这本书。理解宇宙，不仅需要有“嫦娥五号”探测器、“祝融号”火星车等实物，还需要有更完整的心灵版图与星空相遇，与那些帮助我们认识星空的灵魂相遇。毕竟，人类与星星之间，除了可以借助先进的仪器获得高精度的图像，还需要有动人的意向催生动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