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宇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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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暖麦田  祺祥沃土
——追忆小麦育种学家李晴祺

李晴祺

1957年全国作物遗传进修班师生合影(前排左五为苏联专家费·米·普罗茨柯夫,第二排右三为李晴祺)。

1977年2月,李晴祺(左)与包文翊在山东农学院小麦育种温室观察小麦育种材料。

2017年,李晴祺在试验田观察小麦。

李晴祺获得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证书。

■杨宇

李晴祺(1931—2022)

小麦育种学家。1931年1月6日出生于山东烟台。1949年9月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该系于1952年并入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1953年毕业留校,先后任农学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攻关作物育种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小麦专家组成员、中国种子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长期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及教学工作,在小麦育种理论与实践、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国家、省部级科研与教学成果奖近20项。

1969年起主持山东农业大学的小麦育种工作,历经12年,终于创造出了矮秆、高产、多抗小麦新种质“矮孟牛”。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利用“矮孟牛”在全国培育出13个小麦品种。其中,李晴祺团队选育出的鲁麦1号、5号、8号、11号,鲁215953等小麦新品种,在黄淮麦区累计推广1333.3万公顷,“七五”“八五”期间在山东省的年推广面积占全省小麦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显著。1997年,由李晴祺主持研究的“冬小麦矮秆、多抗、高产新种质‘矮孟牛’的创造及利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编者按

2022年2月18日,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晴祺因病逝世,享年92岁。

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李晴祺凭借一腔赤诚的报国热血,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严谨治学,扎根农业教育科研园地,用毕生心血浇灌出金色麦浪,为我国“三农”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我们特刊发纪念文章,缅怀李晴祺先生。

今年,我国小麦生产又喜获丰收。据国家统计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739万吨,比上年增加143.4万吨,其中小麦产量13576万吨,比上年增加128.6万吨。

丰收的果实凝聚着农民们的辛勤汗水,也饱含着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多年来坚持不懈的探索。小麦育种学家李晴祺就是其中一位。

他坚守麦田,只为填满天下粮仓。他用一生的奉献,谱写出一篇不忘初心、报效国家的奋斗乐章。

一次农村调查坚定了学农志向

1931年1月,李晴祺出生于山东烟台牟平城里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做布匹生意的,虽然买卖做得不大,但家境也算殷实。

李晴祺刚上小学不久,日本侵略军就打到了烟台。1938年6月,7岁的李晴祺跟随家人逃难到农村以躲避战火,半年多后回到牟平城继续上学。抗战胜利后,父亲李福钧想让还在读初中的李晴祺学做生意,但李晴祺坚决要求读书,父亲只好支持他继续上学。当时李福钧的生意转到了青岛,李晴祺也跟着到青岛上学。

1949年9月,在青岛一中刚完成高中二年级学业的李晴祺越级考上了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入学后不久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其他同学一样,他对这个崭新的社会充满了美好憧憬,立志要为国家的发展和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0年暑假前,即将升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都面临下学期重新选择专业的问题。恰好这时,国家组织大学生开展农村经济调查,这既是一次重要的农村经济摸底,也是对大学生的一次重要社会实践锻炼和思想教育活动。李晴祺积极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和十几名同学一起来到了位于沂蒙山区的山东省莒南县大山前村。

莒南县是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样一个革命根据地参加实践活动,李晴祺很是兴奋,且充满期待。

来到村里,调查队员和群众很快打成一片。让李晴祺最感动、受教育最深的是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战争年代,村里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支援前线,深明大义的村民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不少人牺牲在战场上。

那段时间,李晴祺和同学们白天调查了解农村生产和生产资料情况,晚上教村里的妇女和孩子们唱歌、识字。

从小生活在城里的李晴祺,之前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没有深入的了解,这次调查让他感受到了解放之初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生产方式落后、工具不足,几家才有一头毛驴或一头牛,耕地的犁也是几家才有一个;农业科技更是落后,农民们完全靠天吃饭,风、雨、旱、虫、病等灾害每年都会摧残他们播种的禾苗,农作物产量很低,很多地方小麦亩产仅百十斤。就在调查队去的那一年,由于发生锈病和黑穗病,小麦减产一半以上,有的地里几乎颗粒无收……

这些情况令李晴祺大为震撼。他感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还有太多工作要做。这使他坚定了学农的决心。

1950年9月,李晴祺满载着农村调查的收获回到山东大学。学校对这次活动很重视,开学后在全校组织了一场学习报告会,李晴祺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1950年10月1日的山东大学校报用将近一个版面刊登了他的发言稿《农民教育了我》。

开学后进入大学二年级,尽管班上有些同学转到了其他专业,但李晴祺决定继续留在农艺系,下决心学习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将来培育高产、抗病的优良品种,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富裕作出贡献。

为学好专业课,他还在校园里找了一小块地,种上小麦进行观察,并结合教学进行杂交试验、做生长调查等。

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山东大学农学院的农艺系等三个系,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修科、金陵大学园艺系,一起并入山东农学院。新的山东农学院拥有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在农业学科方面有很强的实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李晴祺在专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提升很快。

大学四年级的最后一学期,李晴祺来到河北卢台农场实习。这是一个国有大型机械化农场,有七八万亩土地,主要种植水稻。李晴祺在实习期间担任生产队长助理,协助管理生产,并开展有关实验研究。与过去的农村调查不同,这次实习面对的是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这让他大开眼界,并对未来农业现代化充满了期待。

1953年7月,品学兼优的李晴祺毕业留校任教,从事作物遗传育种教学和科研工作。

一开始,他给著名遗传学家丁巨波当助教。丁先生学识渊博、学风严谨,对待教学科研一丝不苟,这对李晴祺的学术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5年至1957年,李晴祺参加了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的全国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给这个班授课的老师大多是国内遗传育种界的知名学者,他们不仅讲授基础理论知识和学术前沿的进展,还组织开展关于一些学术热点的讨论。近两年的学习使李晴祺开阔了学术视野,为他打下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紧接着,1958年至1960年,李晴祺参加了由山东农学院和山东省农科院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到掖县驻点,并担任工作组组长。其间,他带领工作组成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劳动,一起总结生产经验、开展科学试验、推广先进技术,还办红专学校培养人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60年5月,该工作组被评为“文教群英会”先进集体,李晴祺作为代表分别参加了学校、山东省和全国三级“文教群英会”。

经过两年的农村实践锻炼,李晴祺在思想作风、工作能力上都有很大提高,奠定了生产实践的基础。

逆境中的坚守与探索

1960年,李晴祺被任命为山东农学院农学系副主任。他在做好所分管工作的同时,重点围绕小麦育种研究进行探索。

1966年5月,“文革”席卷全国。李晴祺被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受到批斗并“靠边站”。当时,学生停课闹革命,教师的教学、科研也没法进行,学校几乎陷于停顿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李晴祺仍对工作怀有强烈责任感:育种不能停顿。

他找到同教研室的包文翊一起商量,想尽办法把小麦育种工作坚持下去。然而,1967年的小麦还是没能播种。育种工作是连续性的,如果不播种,育种资源很容易受损、丢失,给以后的研究造成困难。李晴祺、包文翊非常着急。1968年,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小麦播种任务。

1969年,混乱的局面得到一定遏制,生产、工作秩序有所恢复,根据学校安排,由李晴祺负责小麦育种研究工作。为了开展工作,李晴祺和几位做小麦研究的老师一起到泰安农村开展生产调查,研究小麦品种特性,向农民学习生产管理经验。

经过调查,李晴祺对下一步育种研究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短计划和长计划两手抓的育种工作思路。短计划是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育种材料和研究成果尽快育成一批在生产上能用的高产品种;长计划则是从创造新种质入手,培育出高产、抗病的优良新品种。

做好育种工作需要有相当的积累,想在短期内育出新品种该从哪里着手?李晴祺、包文翊反复琢磨、讨论,决定对手头现有的育种材料进行组配、加工。自此,他们一头扎进了育种试验中……

寒来暑往,到1975年,他们先后选育出山农4号、山农5号、山农6号三个新品种。这几个品种有的抗倒伏、抗病,有的适合在低肥水的地方种植,在生产上颇受好评。

与此同时,他们还育成了高8、高38两个早熟高产品种。这两个品种在山东、江苏、安徽和河南的地区很受群众欢迎。1977年,安徽濉溪县马桥公社雷山大队用高8种植的2亩高产示范田,实收亩产达到551.45公斤。

上述5个品种中,有4个是红粒的。李晴祺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不喜欢红粒小麦,原因是磨出的面粉不够白。他经过研究发现,高38品种中有白粒的遗传因子,于是就继续攻关,尝试选育白粒的高38。

经过4年努力,李晴祺终于成功选育出白高38。该品种在省内外推广面积300多万亩,1983年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锲而不舍攻克“矮孟牛”

李晴祺把创造小麦新种质作为科研工作的长期目标。他认为,我们国家自己创造的小麦种质资源少,品种遗传基础狭窄,这是制约育种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把育种搞上去必须重视种质创新研究。

他还提出开门搞育种的工作思路: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与同行的交流,学习先进单位的育种经验;丰富和扩大育种资源。

1969年8月,李晴祺来到西安取经交流。这里的西北农学院、中科院西北植物所、陕西农科院、西安农科院等都是小麦育种方面很有成就的单位,有很多知名育种专家。西北农学院的赵洪璋院士是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先后育成碧蚂系列、丰产系列、矮丰系列、西农系列等四批小麦品种,每一批都推动小麦生产上新台阶。

当时,赵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晴祺,向他介绍自己保存的育种材料,并叮嘱助手:“李老师需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他还专门介绍了从德国引进的一个叫“牛朱特”的育种材料,“这个材料抗性特别好,但它个子太高、成熟太晚,很难利用,我没利用上,希望你想办法把它利用起来”。

除了牛朱特外,李晴祺在西北农学院还得到了其他育种材料,包括河南省育成的早熟丰产品种孟县201,还有赵洪璋新培育的矮秆品种矮丰3号等。在中科院西北植物所、陕西农科院等单位,他也得到了不少育种材料。

西北之行让李晴祺收获颇丰。他此前确定的育种目标是矮秆、多抗、高产,而这次得到的育种材料就包括这些基因。

由于赵洪璋的提醒,李晴祺对牛朱特这个育种材料特别感兴趣:这个抗病特点突出的外来品种资源,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材料。

回到泰安后,他与包文翊一起,围绕利用这些品种资源创造小麦新种质设计了多种方案,并对以利用牛朱特为核心的组合格外重视。

1969年秋天,他们把这些材料播种到试验田,想看看到底有什么表现。牛朱特果然成熟特别晚,其花期与普通小麦相差27天以上,别的小麦都快熟了,它才刚刚开始打苞,根本无法进行小麦杂交。

第一次试验就这样失败了。

在李晴祺的育种设计中,用极晚熟的牛朱特与早熟材料孟县201杂交是一个重要组合,期望通过这个办法把杂交一代的成熟期提前。1970年秋播,李晴祺、包文翊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用分期播种的办法,将极晚熟的牛朱特早播,而孟县201等其他普通小麦亲本则晚播,通过这种双向调节播期的办法让它们花期相遇。没想到,1971年麦季仍然出现了花期不遇的问题。

第二次的试验又失败了。

1971年冬季,李晴祺对影响牛朱特与其他品种花期相遇的因素进行了梳理,决定把它们都放到温室里,采取了调控种子处理、调整两个亲本播期、光照处理、肥水处理、剪蘖处理等5项综合措施。这场试验下来,牛朱特与孟县201的花期终于相遇在一起了。

这次“相遇”杂交了许多花朵,不过,由于父本花粉发育不良,最后成熟时仅收到一颗麦穗,获得4粒牛朱特和孟县201的杂交种。

但这也让李晴祺和包文翊喜泪纵横。就是这4粒无比珍贵的种子,打开了牛朱特利用的大门。

1972年冬季,李晴祺课题组在温室又以矮丰3号为母本、以孟县201与牛朱特杂交的第一代种子(F1)为父本进行三交。这次杂交就容易多了,因为受孟县201早熟性的影响,(孟县201×牛朱特)F1的成熟期大大提前,这个三交组合比较顺利地产生了大量的杂交种子。

新种质的杂交难关终于攻克了。

因为这个杂交组合涉及矮丰3号、孟县201、牛朱特三个亲本,后来课题组把这三个亲本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将这个新种质定名为“矮孟牛”。

攻克了品种的杂交难关,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难题摆在李晴祺面前,就是性状结合关。由于该组合的亲本血缘关系复杂,涉及四大洲9个国家,它的杂交后代分离特别严重,植株高矮不齐,熟期也有很大差别,穗子形状五花八门。

为了能把比较理想的性状结合在一起,李晴祺又创造了大群体类型优选法,按茎秆高度、抗性、产量、熟期等目标要求,层层选拔,保留优良基因并进行组合。到1978年,终于选出了“矮孟牛”的十大类型、68个选系。到1981年又进一步确定了三大重点种质型及其代表系:“矮孟牛”Ⅱ型、“矮孟牛”IV型、“矮孟牛”V型。

至此,一个矮秆、多抗、高产的小麦新种质终于诞生。

加快小麦新品种选育推广

“矮孟牛”诞生后,加快对它的利用、尽快出新品种,成为李晴祺课题组的主要任务。

1977年,他们从“矮孟牛”V型中发现V-31这个选系表现很好,便进一步对它选择,在多年的试验示范中,其产量、抗性均表现突出。1983年,经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选系被定名为鲁麦1号。

随后他们又快马加鞭,相继培育出鲁麦5号、鲁麦8号、鲁麦11号、鲁215953。

搞作物育种的人都知道,培育一个新品种一般需要5至8年,甚至更长时间。在1983年至1989年的7年间,李晴祺课题组有5个品种定名,这在当时小麦育种界引起不小轰动。

“请进来、走出去,协作育种、合作育种”,这是李晴祺加快品种繁育和推广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每年麦收前,李晴祺课题组都邀请种子管理部门、有经验的劳模及农业技术人员来学校试验田观摩、评比育种材料,听取改进品种选育的建议。这样既加强了交流,也扩大了品种影响。

他们还通过在省内外建立多个品种繁育基地、实行良种良法配套等办法,加快新品种推广。每年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李晴祺和课题组其他成员都要到各主产区选品种、推广技术、指导生产。

桓台县于1990年建成我国江北第一个吨粮县。该县从1987年开始相继开展吨粮村、吨粮镇、吨粮县建设,鲁麦8号、鲁215953是主要品种。特别是在吨粮县建设中,全县用的都是鲁215953。时任桓台县县长的李奎封说:“鲁215953喜欢高肥水,像个能吃能喝的大肚汉,很适合桓台这地方,在吨粮县建设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不仅是在桓台,当时山东省相继建成的多个吨粮县,用的小麦品种基本都以鲁215953为主。

1990年4月,国家小麦育种攻关组在郑州召开全国小麦育种科技攻关“七五”总结交流会,李晴祺率领的育种团队由于在“七五”期间育成小麦新品种多、推广面积大,攻关成绩名列全国各育种单位之首,在会上受到表彰。

据统计,李晴祺课题组利用“矮孟牛”新种质育成的这些品种,在黄淮麦区累计推广2亿多亩。

有“功勋种质”之称的“矮孟牛”,在省内外其他单位也得到广泛利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利用“矮孟牛”共育成13个省级以上审定品种(其中6个国家审定品种)、78个优良新品系和97份衍生资源,育成的品种(系)在1983年至1996年期间累计种植面积达3亿多亩,增产小麦107.52亿公斤,新增经济效益50.41亿元人民币。

天道酬勤,李晴祺带领团队历经26年完成的“冬小麦矮秆、多抗、高产新种质‘矮孟牛’的创造及利用”成果,获得了同行专家高度评价。专家鉴定认为,该成果是我国小麦种质创新和育种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1997年,该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在小麦种质创新和育种研究的同时,李晴祺带领团队成员和学生在小麦种质评价与利用的理论研究上也进行了深入探索。李晴祺主编的专著《冬小麦种质创新与评价利用》,1999年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暨“科技进步奖(科技著作)”一等奖;同年又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著名小麦育种学家庄巧声院士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第一部专门以小麦为对象研究种质创新与评价利用的优秀专著”。

“我要把这些土带回家,种上麦子”

李晴祺在育种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中硕果累累,缘于他对农业、对农民的真挚热爱。小麦育种已完全融入他的骨子里,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家里,阳台上的花盆里种着麦子;他到哪个地方,都要了解当地小麦生产情况。

李晴祺2006年退休后尽管不去实验室、不到生产一线了,但依然牵挂着小麦育种和生产,每年麦收前都要去田里看看小麦,了解各品种的选育过程和生长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

到麦田里走走看看,是他最期盼也是最享受的事。

2018年,他到学校试验地看麦子时,听说这块地以后要成为建设用地,十分伤感,请人挖了地里的土装进塑料袋,并捧起来深深地闻着。他动情地对身边的同事和学生说:“我们获得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教学成果特等奖等多项大奖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我对这块地有特殊感情,我要把这些土带回家,种上麦子,让它一直陪着我。”

2020年、2021年,李晴祺在麦收前看麦子都选择在泰安市汶口、马庄两个乡镇的高产攻关田。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上世纪60年代我们就在这一带搞调查,我们育成的很多品种也是在这里繁育推广的,希望你们在这里取得更大成绩。”

2021年8月以来,李晴祺病情不断加重。也许是感觉到以后不能下地看麦子了,10月底,他特地请护工在疗养院住房里用花盆种上了麦子。

在他眼里,这些破土而出的麦苗是房间里最亮丽的风景。

遗憾的是,这位毕生致力于小麦育种研究的科学家没能看到今年的丰收场景。2月18日,李晴祺带着对这片沃土的留恋、对小麦育种事业的不舍,走完了他92岁的人生旅程。他生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到奋斗了几十年的试验田里,让自己永远守望着这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沃土。

李晴祺是带着欣慰离开的,他在农业教育科研园地躬耕近七十载,桃李芬芳、硕果累累。“尽责无悔”是他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

先生虽去,但他勇于创新、扎实奋斗、学农爱农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粒粒种子,深深地根植在山东农业大学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系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农大报社编审)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中国科学报》 (2022-11-18 第4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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