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栋
丘成栋(二排左三)团队成员合影。
■本报记者 韩扬眉
今年70岁的丘成栋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数学家。内敛、寡言、不喜欢热闹,自己的数学成果也很少会“广而告之”。
但在数学界,他的名字足够响亮。
不过,如果在网络上搜索丘成栋,出来的结果十有八九是丘成桐——他的哥哥。
在公开场合,兄弟俩很少“同框”。其中一次,是在2019年华人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丘成栋获得了“陈省身奖”,他从哥哥手中接过证书。
不过,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丘成栋从未感受到太多来自哥哥的压力,他有着自己的节奏和思考。丘成栋24岁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凭借着纯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重要成果,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高度认可。
2011年,丘成栋辞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一职,全职加入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重心转向了育人,这是他最关心的事业。今年9月,他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最近20年来,他沉迷于生物与数学交叉碰撞的“火花”,在生物与数学交叉领域作出了大量原创性成果。
一个和风暖阳的上午,《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清华大学理科楼的办公室见到了丘成栋,听他讲述自己与哥哥不一样的数学人生,感受一位数学家沉浸在研究中的纯粹与快乐。
丘成栋觉得,父母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追忆早逝的父亲和坚毅的母亲,他心怀感恩,一度哽咽,泪湿眼眶。
今年,因为年龄缘故,丘成栋就要从清华退休了,但他说“还要再为祖国工作10年”。
以下是丘成栋的自述:
丘氏能出两位数学家,母亲一定很欣慰
我出生在香港,小时候,父亲让我们背的书非常多,主要是古文和唐诗宋词。我4岁时,开始背古诗词。父亲还教我写毛笔字。
小学六年级,父亲过世后家里非常困难,全靠母亲做织毛衣等杂活维持生计,让我们继续接受教育。
中学时,我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觉得代数等科目蛮有趣。中学会考,我的生物和化学成绩很好,但母亲希望我学医。
那时,哥哥还在香港读书,我有数学问题会去找哥哥讨论,他也常常建议我该读一些什么书。我对数学很感兴趣,也没想过其他选择,后来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大三,在美国读书的哥哥鼓励我早点去海外读书。我没拿到学士学位就去了美国纽约石溪大学。
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感觉毫无退路。不过我在香港念得不错,学的东西比美国本土的学生还好很多,考了第一。第二年年底,我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第三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1973年9月,我抵达美国时,哥哥已经是副教授,那时他刚刚离开石溪大学去斯坦福大学任教。后来他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曾先后去这两所学校找他访学。我的博士论文有很多想法都是在那段时间产生的。
我刚到美国,和哥哥一起讨论过选择什么研究方向。他说不要学微分几何,两兄弟会有竞争。于是,我就选择了代数几何、复几何作为研究方向。
但一路走来,我并不觉得哥哥给了我很大压力。
我一直觉得,丘氏能出两位数学家,母亲一定很欣慰。
母亲问我:
“怎么好几个礼拜也没看出做了什么。”
1980年到1981年,我访问普林斯顿时与合作者得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代数几何领域的Mather-Yau定理。
那时候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她看到我一直在纸上写写画画,就问我,“怎么弄了好几个礼拜也没看出做了什么。”
听了母亲这句话后,我受到鞭策。几天后,我便做出来。我记得这个定理证明出来以后,全世界很多讨论班都来讨论它。
“Yau代数”是在Mather-Yau定理的基础上,引入“李代数”来研究奇异点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因而被同行称为“Yau代数”,第一次把奇异点理论和有限维可解李代数联系上了,这是在孤立奇点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思路。这项研究工作我一直坚持做了30多年。
1979年到1980年,我在哈佛大学期间,证明了复几何的Kohn-Rossi Conjecture,它将CR几何和奇异点理论联系起来,从而解决了复几何的complex plateau问题,意义重大。
那时,我才28岁。
最好的学习时光就是十来岁到30岁,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念书晚一点也觉得无所谓,那时我每周工作六七天,每天从早6点到晚11点。
我和哥哥有过一次合作——完全解决非线性滤波的中心问题。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话题很热,很多人都在做,如雷达观测研究者等。对于那些难以辨识的对象,如何用随机微分方程计算出物体的准确位置?美国著名工程学家卡尔曼对该问题中的线性系统部分进行研究,从而解决了线性系统下的问题,后来被称作“卡尔曼滤波”。但是,物理现象通常是非线性的,线性滤波经常出现错误。我和哥哥就一起通过偏微分方程解决了非线性系统下的这一问题,即“Yau-Yau滤波”。
有限维滤波的分类问题是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提出来的,此前,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教授用了10多年没有做出来。我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带领学生将偏微分方程、代数、几何等不同方法联合在一起才做出来。
用“自然”的数学刻画蛋白质宇宙世界
大约20年前,我开始进入生物交叉领域。我妻子是个生物学家,我们有时会互相聊聊项目,我就慢慢产生了兴趣。但是,生物学家常用的统计方法,我不太喜欢,学习了相关入门知识,总觉得和基础数学完全不同,违背了数学上自然和客观的原则,有点苦闷,后来就用自己的数学方法做相关研究。
用数学进行生物研究,并不是说数学家把模型套用于生物研究中,而是观察生物现象,用数学的手段表达清楚,比如我们用自然向量描述蛋白质宇宙、病毒宇宙,探索它的维度。虽然大多数人更熟悉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将基础数学理论用于生物学研究,可发现更本质的定理,实现更大的突破。
2008年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提出了21世纪23个待解决的数学问题,其中关于生物数学有两大问题,分别是问题15“建立基因组空间并描述它的几何结构”、问题23“生物学的基本定律”。这两个问题属于离散几何方面的问题,我提出了“自然向量法”“自然度量”“凸包原理”,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自然向量的研究是离散几何领域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此前,一位学者来清华访问时提到,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构成,但随便排列,可能得到的不是蛋白质,那么如何区分。
通过自然向量,我把这些氨基酸序列都放在一个集合空间里,即利用凸包方法(计算几何中的一个经典常用的算法)分析所有蛋白质序列。通过研究发现,高维氨基酸序列空间中有蛋白质部分的占比非常少,但它们一定在已知蛋白质序列构成的凸包中。这一发现为寻找未知蛋白质提供了一种数学研究方法。
八九年前,我先后3次带领学生下载了3个不同时间段的蛋白质序列数据库,进行验证,准确率达99%以上。这项成果意义重大,可有效地发现未知蛋白质。
2020年,我们将这种理论方法应用在新冠病毒数据集中,计算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与蝙蝠冠状病毒的自然度量值,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做了积极探索,得出了“新冠病毒极不可能起源于中国”的结论。
数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数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对象,生物学的蛋白质宇宙就是这样一个自然对象。我常常想:在物理学上,用大爆炸的理论解释宇宙的诞生,那么蛋白质宇宙,是否也可以有类似的理论解释其来源?
在我们用自然向量方法构建的几何空间中,每一个蛋白质都有对应的坐标,自然而然就会考虑是否也有“大爆炸”。数学里“模空间”的概念启发了我,利用自然向量法构建复杂的蛋白质宇宙的几何结构,从而对其进行研究。
我觉得,交叉学科研究的有趣之处就是知识多一点,工具就多一点。仅从生物学角度看,任何人都无法建立数学意义上的基因空间和蛋白质宇宙,以及理解它们的几何结构,而从代数几何视角进行研究可以做到这些,即通过研究任意序列中的元素(如碱基、氨基酸等)的自然向量,从而把该序列一一对应在欧式几何空间里。
这是离散数学研究中的一大飞跃,在世界上也是独领风骚。做这项工作,我乐在其中。
父亲让我觉得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正式回国工作前,我曾无薪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研究所做兼职所长,对国内有了初步的了解。加上我时常读父亲写的诗词和中国历史,便决定回国为国家做点事情。
2011年回国前,我担任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杰出教授,职位在当时已算是大学里最高的。但现在看看,回国的决定是对的。在清华大学我专心带学生、做研究,培养了60多名学生。中国的变化飞快,越来越好。反观美国,这么多年,基本上一成不变,招收的学生质量也一路下滑。
当时,我跟哥哥提出回国时,他也觉得惊讶。2010年冬天,我去海南参加三亚数学论坛,清华校领导邀请我回来。但是,哥哥说我们不要在一个地方,于是我进了数学科学系。
我1991年创办了Journal of Algebraic Geometry期刊。2011年6月我回国时,将其带给清华大学数学系管理,目前该刊已是代数几何领域的旗舰期刊。
今年退休前,我把该期刊无偿捐赠给了清华。我希望可以一直参与期刊的一些工作,希望它未来可以发展成为国际顶尖期刊,引领国际代数几何的发展方向,扩大清华数学学科的影响力。
对于学生,我首先要求他们用功,用功就可以成功;其次便是读经典数学书。有了好的数学课本,导师不好也没关系,学生自己能看得懂。
在生物信息方向,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利用凸包方法计算潜在病毒蛋白质序列,这会为国家省不少钱。此外,用人工智能解决高维的滤波问题已有初步成果,我还要继续研究纯数学的问题。
我今年70岁了,很注意锻炼身体,因为还想再为祖国工作10年。
(本文图片由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提供)
《中国科学报》 (2022-11-10 第3版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