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星”光——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边东子总撰稿，侯艺兵总摄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定价：46元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小行星，是唯一一类可以由发现者提名并经国际组织审议批准，从而得到国际公认名字的天体。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获得小行星命名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殊荣。

在浩瀚星空中，有一些小行星的名字，就是用那些在科学、教育、文化和社会发展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命名的。在这其中，也有很多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最近，一本介绍这些中国科学家的书《科技“星”光——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以下简称《科技“星”光》）出版。该书总撰稿、作家边东子说，撰写该书是希望能为读者当好“星探”，找到那些在星辰大海中真正能指引人生航向的星。

52个人，52颗星

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出差三人组”——三位航天员三个月的太空生活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还与一位生物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科技“星”光》一书中就讲述了贝时璋的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也曾传遍大江南北——我国科学家用自己研制的生物火箭，把名叫小豹、珊珊的两只小狗和几只小白鼠送上了高空，并成功进行了回收。这个成果背后的科学家之一，就是贝时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贝时璋就提出，应当在中国开辟生物物理学的研究。生命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必然遵循物理学和化学规律，因此诞生了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由于贝时璋十分了解国际上相关学科的最新动态，又有很好的数理基础，加上他一贯重视生物学和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于是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1958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贝时璋担任所长。正是在他富有远见的领导下，这个研究所在建成之初就成立了放射生物学、宇宙生物学、生物工程技术和生物化学等研究室。同年，贝时璋成为人造卫星研制“581工程”生物组的领导成员之一。

发射卫星的下一步就是载人航天，航天员在太空的失重状态和宇宙射线的影响下，生理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应对，都需要生物物理学的支持。将小狗送上高空，就是为了这一研究而做的尝试。

“贝时璋被认为是我国宇宙生物学的开创者，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打下了基础。”书中写道，“今天，当‘神舟号’飞船载着我国的航天员遨游太空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贝时璋和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贡献。”

贝时璋只是《科技“星”光》一书中介绍的52位中国科学家中的一位。该书后记中写道，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小行星很多，但限于篇幅、出版时间及其他原因，该书不可能一一收入。该书收入的52位科学家，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部分奠基者和引领者，截至2019年底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科学家”称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共和国勋章的科学家中，名字被作为小行星名的科学家。

大成就，小故事

在介绍这52位科学家的大成就时，《科技“星”光》一书也讲述了他们的很多小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吴征镒被称为植物学的“活电脑”，他穷尽大半生精力参与主持编写的《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共5000多万字），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之一。

1958年，为了考察植物，吴征镒带着全家从北京来到偏远的云南。云南的红土地一遇到雨天，就变得又黏又滑。野外考察时，吴征镒因为脚不好，经常滑倒。别人心疼他，劝他当心，他却笑着说：“跌倒也好，说不定还能发现新物种呢！”没想到，真让他说中了。一次，他摔了一跤，正想爬起来，突然发现一株锡杖兰正在他面前摇晃呢，这种新植物正是他“摔”出来的新发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地质力学学科，为我国的石油勘探、开发以及地震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李四光在学习生涯中曾数易专业。难道是他不够专心致志吗？

原来，小时候，李四光的父亲就告诉他，在甲午海战中，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不能自己造军舰。于是，他心中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努力学习，为祖国造大军舰、大轮船。

1907年，李四光考入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1913年又远涉重洋，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追寻造船梦。然而，这时他发现，中国最需要的其实是钢铁。轮船和军舰都是用钢铁造的，可是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落后，没有好钢怎么造好船好舰？于是，他想改学炼钢。刚想学炼钢时，他又了解到中国的采矿业非常落后，没有铁矿石怎么炼钢铁？于是，他又转学采矿了。学习采矿一年后，他深感要找矿就必须有地质学方面的知识，于是又改学地质。李四光一再改变专业，只因为他把祖国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

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存在于书中每一位科学家的故事中。遗传学家谈家桢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习时很受别人赏识。在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后，摩尔根的助手杜布赞斯基很想把他留下来当研究助理。但谈家桢坚定而又诚恳地说：“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我，是属于中国的。”

上世纪50年代，物理学家谢家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制出了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这是治疗肿瘤的“新式武器”。美国很想把谢家麟留下来，移民归化局发来一封信，让他在当美国公民和回国之间二选一，谢家麟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

“这本书收录的科学家，都曾为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散发光与热，奉献毕生的精力，甚至生命。小行星自身是不发光的，因此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比小行星更明亮、更有温度。”边东子说。

为何追星，追什么样的星

书中一些小行星命名的故事，也充满了科学家的浪漫。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编号212796的小行星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名字命名为“郭永怀星”，编号212797的小行星则以郭永怀的夫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教授李佩的名字命名为“李佩星”。这是第一次用一对中国夫妻的名字来命名小行星。

这两颗星是2007年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首次观测到的。令人惊叹的是，这两颗小行星竟然“同框”——显示在同一张照片里，也就是说，它们是同时被发现的，这在小行星观测中非常罕见。因此，它们的正式编号也是相连的。它们不仅大小相近，而且在未来千万年的时间里，都会在稳定的轨道上运行，如一对恩爱夫妻牵手在浩瀚宇宙中漫步。

天文学家戴文赛，不仅自己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和现代天文教育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天文界的伯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天文人才，是一个“种星星”的人。他培养出的学生曲钦岳、陆埮、苏定强、孙义燧，都成为了知名的天文学家，他们的名字也与老师戴文赛一样，用于小行星命名。1979年，戴文赛去世。人们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南京大学天文台的穹顶上，在这里，他可以看到那些他亲手“种”下的星星。

“这本书是中华科技群星的‘星’传记，是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是一曲共和国科技成就的凯歌，也是一曲科学家精神的赞歌，是时代新人的前行灯塔。”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丁凌云说。

“追星，是青少年中存在的一种现象。追什么星、为什么追星，直接影响着他们‘三观’的形成，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少年强则国强’，因此青少年追什么样的星，不仅关系着他们的未来，更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边东子说，“而写作这本书，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寻找真正的人生榜样、选定正确的人生目标、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向真正的星——具有爱国主义和求真务实精神的中国科学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