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完整形式以来，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世界科学界至今还没有可以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或量子力学等比肩的基础科学突破。如何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和突破，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和突破是题中应有之义。

17世纪的英国正值上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下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时代。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发生了科学革命——基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表现在精英的兴趣转移和科学大师的产生上。

对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伦理对基础科学的促进作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解释道，西方特有的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推动力，资本主义给科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所以在英国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清教徒致力于科学研究是理性的表现。

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在《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新教伦理”是科学研究的“新动力的一个独立源泉”。所以，宗教改革以后，人们获得了选择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所以才能从教会生活中解放出来，进入世俗生活；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进入现代科学。默顿从社会学与行为学的角度解释了新教伦理对英国基础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认为，新教伦理只是促进基础科学发展的中介，从本源上来看，基础科学发展的推动力是认知兴趣与功利主义相结合，这里的功利主义不仅指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功利主义，即获得精神满足。

追本溯源，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类固有的本性，这就是人类爱好探索新知的冲动，即“认知兴趣”，也是基础科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人类的探索精神和认知兴趣所向披靡，不会有禁区，因此，基础科学要发展，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

总之，基础科学的发展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社会文化环境要让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助力人们探索精神与认知兴趣的实现。让我们的社会成为能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