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璞

2020年，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科学技术在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的要旨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确定什么是大事，不仅要考虑面向国家需求，而且要有科学精神的考量。

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早已走出了整体“底子薄”的困境，然而中国人均“底子”仍然薄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那些乱作为、假作为的科技“大事”，必须时刻保持警醒。

然而，判断科技发展中的“大事”“小事”，在今天科技治理环境中既有现实中的困难，也有逻辑上的窘境。在原始科学创新方面，该问题更加突出。

以下讨论的前提是“吹哨人”有资质且负责任。否则，要么“哨”而无声，要么“喷”而无益。

清晰定义“从0到1”的创新非常困难，对新事物的观点更会因人而异。

“创新”的科学领域在萌芽期还看不出重要在何处，但有可能发展成为短命的“热点”或有前景的前沿领域，一旦有科学训练的人提出不同科学意见，即“吹哨”，发声者的学术声誉就可能面临重大考验。

如果该项目、方向，个人的发展出乎“吹哨”的判断，有声望的发声者也可能会被别人讥为“学阀”；如果“哨”吹对了，发声者学术声誉也不会有所增益。

被吹哨的“创新”于国于民可能无益，但创新热点被叫停，利益相关者仍然可以说，是发声者扼杀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机会，逻辑上发声者还是容易被认作某种意义上的“学阀”。

囿于各种评审规则和规矩，近年来不少科技项目评审像工程招标一样，不允许现场讨论，没有面对面的学术争论，“吹哨人”被视为另类。

因此，即使有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社会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利人利己的最优化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尽可能说好话或模棱两可，极少“吹哨”。

然而，这些精于世故的行为，集体互动、长时积累，不仅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机体造成了伤害，还将影响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2020年，科技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些指导科技工作的规定。例如，抗疫优先于发表论文和破除唯SCI至上论，以引导科研人员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初衷很好。

然而，我担心有人会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误解为“几分之一发表在国内期刊杂志上”；我也担心，本应发表在国际有共识的学术期刊上的基础研究成果不能如期发表，导致“不唯SCI”变成了“不要SCI”。

必须承认，中国科学发展在原创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全放任不管也有可能变成学术“新冠”，但面对有些慢性病，要安静下来细心诊断、对症下药，否则一剂猛药，祸将至矣。

要破解科技评价中“吹哨人”的窘境，就要有更多人从科学良心出发，立足于纯粹学术和自己的科学判断，对事不对人、对此事不对彼事。

每一个个体，如果都不能适时地发声，就会集体失语，学术底线就会失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失盗。

“吹哨”难免有杂音，杂音可能来自学术素养不足，也可能来自利害的权衡，但发声人多了，就会涌现出来一个客观的主旋律，这种社会学效应可以类比叫作Emergence的基本物理学规律。

然而，“吹哨人”要有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有基于学术底蕴的行动胆识，这样才能在任何场合都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发声也可能会说错。

科技管理和学术领导部门要上下负责，努力营造包容的、“勇于发声”的学术科研环境，善于倾听不同的发声和“哨音”，绝不可以各种行政方式武断地一味抵制“哨音”，这样才能为中国的科技强国建设提供适合科技创新的肥沃文化土壤。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本文转载自“科技导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