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英]拉里·西登托普著，贺晴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定价：88元

实际上，在古代世界中，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它赋予等级秩序以合理性，倡导的是“万物各在其位”。

即使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把自由和责任赋予个体，没有充分孕育出一种基于个体权利观念的伦理。

■韩连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论述宗教改革时曾说：“伟大的革命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才出现的。”也就是解放了精神，将神性带进了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且支配了现实生活。

例如，宗教改革之前，在教会的范围内，婚姻虽然不完全是不道德的，但节欲和独身总是被认为更高尚，而在宗教改革之后，婚姻变成了神圣的制度。贫困曾被认为高于拥有财产，但是后来，靠自己劳动过活，从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获得快乐，才更合乎道德。此前，盲目的服从曾被认为是品德，而现在，自由被认为是神圣的，个体如果没有自由，就不能与人发生精神关系，不能在精神中礼拜上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认为，宗教改革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重要，对现代观念的产生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革命与新教的论述，可以说都秉承了黑格尔这一论断的余绪。

英国思想史家拉里·西登托普在《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中论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基督教发展出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为此，他采取了一个新的视角：个体是如何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家庭、部落和种姓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的。

从书名来看，“发明个体”和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美国历史学家戴维·伍顿的《科学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Science，中译本翻译为《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一样，都认为“个体”“传统”或“科学”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发明出来的。

西登托普认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钦慕古人，对中世纪大学和教会里的经院主义抱有敌意，这导致了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历史写作中，“故意尽可能缩小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在道德和智识上的距离，同时尽可能拉大现代欧洲与中世纪在道德和智识上的距离”。

在这种历史观的观照之下，就认为古代世界是世俗的，公民免受教士和有特权的教会的压迫，而中世纪的教会试图实现神权政治，思想遭到了迷信和教士私利的钳制。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没有依据的，只不过是政治论战的武器，遗漏了一些基础事实。

实际上，在古代世界中，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它赋予等级秩序以合理性，倡导的是“万物各在其位”。即使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把自由和责任赋予个体，没有充分孕育出一种基于个体权利观念的伦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德性解释为“节制”，但这种“节制”却是一种“骄傲的节制”，是古代公民在比他们低等的人面前应该具有的。

因此，“古代理性主义与等级秩序沆瀣一气，认为理性就是某一卓越阶层的特有属性。”要而言之，古希腊并没有自由的观念，或者说，自由只属于特定阶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个体的观念。

在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是自由的，因此人也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和上帝的自由相互得到了加强。西登托普认为，在这种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圣徒保罗发挥了关键作用。

保罗通过重新解释基督的观念，主张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孕育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道德直觉。他把自由和意志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种“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说，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先得成为有道德的人，这就削弱了自由作为一种特权、社会地位或等级的古代观念，颠覆了古代思想一直依赖的自然不平等的前提。因此，保罗的基督教观念创造了个体，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它所孕育的道德平等也为限制权威的权力奠定了基础，转而开始反对教会的教义和体制，由此诞生了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

西登托普遵从流俗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作“双刃剑”，也就是说，凡事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例如我们经常说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造成灾难，所以我们要让科技为人类谋福利，消除科技的负面效应。

但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这种“双刃剑”的看法是典型的知性思维方式，把事物的两方面视为抽象的、静止的和僵化的。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曾说，哲学就是跟“与”作斗争，跟这种认为事物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的看法作斗争。他的辩证法是从运动变化的角度看待事物，认为事物在运动的过程中会通过自己否定自己而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好的方面会变成坏的方面，坏的方面会变成好的方面，而不是说事物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我们要消除坏的方面、保存好的方面。

马克思深得黑格尔哲学的这一要义，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因此，“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

基督教所孕育的平等主义的道德直觉本来是“好的方面”，结果却转而反对教会的教义和体制，变成了“坏的方面”，诞生了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基督教和世俗主义是对立的，一个有信仰而另一个没有信仰。但是如果深究下去会发现，这种对立其实是虚假的，基督教最核心的是平等主义的道德洞见，而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的自由，两者看似“对立”，其实却是“同一”的。

更进一步，世俗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信仰，“世俗主义界定了一系列条件，据此使得人们的本真信念能得到塑造和保护。它开启了通向真正信仰的大门，使得区分内在信念与外在服从成为了可能”。

因此在美国，世俗主义被视为基督教所提出的本真信仰的一种条件。或者也可以说，世俗主义信奉的是“平等的自由”，这种“无神”的信仰才是本真的信仰。

作为思想史家，西登托普在本书中描述了个体概念从古代城邦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过程，触及到了这一思想历程中的诸多吊诡之处。

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这一历程却符合他的概念辩证法，由此可以揭示出这一思想历程背后的“理性狡计”（cunning of reason）：无论基督教还是世俗主义，都是个体概念实现自己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