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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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想以自然科学终吾身的”
——黄汲清留学欧洲时期书信三封

 

黄汲清(1904—1995)

地质学家,我国近现代地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04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出版《中国南方二叠纪地层》,提出了中国二叠纪的三分方案;撰写《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说,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基础;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及1∶300万的中国地质图,对全国矿产普查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参与部署全国石油普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00年前的1921年夏,17岁的热血少年黄汲清从四川奔赴北京,报考天津北洋大学,从此踏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1928年,黄汲清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调所)工作。1932年4月,因工作能力突出、成绩优异,黄汲清在地调所所长翁文灏授意下,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提交申请书,请求到瑞士留学两年。是年7月初,黄汲清取得留学欧洲护照,与法国神父德日进(1881—1955)一起搭乘法国邮轮“波尔托”号同赴欧洲。这是黄汲清第一次远渡重洋。

留学期间,他写下不少书信,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书信1为黄汲清在“波尔托”邮轮上所写,详细记录了旅途见闻及感想;书信2写于1932年圣诞节,为黄汲清给在里昂的四川同乡张弘伯的长函,是时黄汲清初到瑞士,亲身体验当地学习生活,将自己作为旁观者及体验者的思考向老友倾诉;书信3为黄汲清在瑞士作地质考察时沿途随笔,从中可窥见瑞士风情及野外考察生活。

各地之感想略记

明日上午Porthos即可安抵马赛了,三十五日的海程瞬即告终,乐何如也!这次之旅行可谓十分顺利,除了在印度洋内曾有相当风浪外,其余均风平浪静。天气也很好,即有名最热地之红海,也并不见比六七月的上海热得了多少。屈指计来,这次海程如次:八月二十七日自黄浦滩动身,三十日船到香港,即日开行,九月二日抵西贡,九月五日离西贡,七日抵星加坡,八日抵槟榔屿,十三日抵哥仑波,二十一日抵Djibouti,二十六日抵苏易士,十月一日抵马赛。各埠中以在西贡停得最久,其余均不过半日或数小时耳。现在且把我在各地之感想略记于下,以告本会同人。

香港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除高楼大厦和上海不相上下外,有高山大海足以游目骋怀。有四时不谢之花,有八节长春之草,还有很整洁之马路,夹杂着很美丽之Villas。若是包一辆汽车用两小时工夫,周游全岛,那是很值得的。西贡是安南第一大埠,是法国人之外府。但除普通之洋房马路公园外,颇觉平淡无奇。惟安南人别有风味,值得一研究耳。星加坡恐怕要算海程中各地里最好的地方,奇花异草多于香港,柏油马路好于香港;而广大的橡树林、伟大的博物馆,和幽雅而别致的植物园,均为他处所无的。此地之被统制者,最大多数为中国人,其最有名者为橡皮王陈嘉庚及如意老虎油主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我们曾有十二人在一粤菜馆用八元钱换一鱼翅席,其中有一王八汤最美,我至今舌有余香!槟榔屿地方和星加坡相似,惜船在此停泊太短,未克上岸一游。哥仑波为锡兰之首都,其气魄和星埠相伯仲,有很好的陈列馆及动物园。我们曾到一地名Mount Lowinia,此地有低山碧海,茂林修柳,海风吹来,波涛万顷,击石成潮,潮声和和,令人闻之心旷神怡,留连而不忍去也,Djibouti在一沙漠上,地小人希,惟非洲风味,可以饱尝。苏彛士为运河之起点,山势雄伟,地方险要。波塞地兼作非洲、欧洲、亚洲三洲之气味,颇足游观。亚拉伯女人遍街乱跑,惟见人而不见其面,未免使人闷闷耳。至于地中海中意大利半岛西南之大山,为Liparite及Etna,均气慨雄伟,我们学地质的人所不易看见的,我也详细赏鉴了。Stromboli火山昨日天气甚好,看得甚是清楚,山上浓烟绕绕,表示它还很强健地活着呢!

此次旅行中,我有几点经验告诉将来的人:第一,凡到一地方,如要上去“白相”,顶好找通济隆或和其他相当的机关代雇汽车,如此车很舒服而又不至吃亏。若想贪小便宜,往往弄巧反拙。第二,凡到一地方要打听得那地的便宜货或土产买一点,将来拿来出卖赚钱,或送朋友爱人,或自己留作纪念都是很好的。例如 Colombo的珠宝,世界有名,有十元买一Ruby,在中国恐得要四五十元了。又如波塞的照相材料最便宜,带有相匣的人很可以多几个胶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Porthos三等舱中共有十九位中国人,其中十六七人都是赴欧求学的。以省别论,广东人最多,浙江、江苏人次之。以留学国别而论,大部份都到法国和比国,到英国、德国及瑞士的却只一人。以程度论,除一二人曾在大学毕业外,都是undergraduate或专门学校学生,或则只有中学生程度。以学校论,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同德学校,震旦大学,中国公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等。而北大出身的只我一人而已。这些人所学的有四五人学政治,三四人学工程,二人学医,一人学化学。但以我主观的意见看来,这些人中除两三人外,恐无多大成就。有一半的人是拆澜污的,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无所谓的。有很少数人才是要读书的。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广东执信学校的学生,年方二九,要到里昂去。她不会中国官话,不会英文、法文、德文及任何文。将来如何,谁也不晓得。

我已决定到里昂找张弘伯,住一二天再转瑞士。敬颂公安!

九月三十日下午舟中

“冷眼观察一下,他们的社会和人群”

——致张弘伯长函

今天适逢圣人生辰,真令人很闷,无事可作,特拿写信作消遣。且把我近来的感想,或牢骚,向老朋友发一发。我以为我们花大价钱来欧洲,除了要把自己所专科学弄好外,还要观察一下,冷眼观察一下,他们的社会和人群。我来此的时间虽然甚短,因为我无法和黄帝子孙往来,不得不天天和他们一块吃、喝、说、笑、谈、玩,因此得了不少的感想。你们一定也高兴听我的瞎扯谈,并且给以公正的裁判。

瑞士一般人的知识程度都很高,可值得吾人羡慕。他们的强迫教育年限为八年,即凡是国民都应有高小毕业程度。还有一点最值得惊异的是差不多人人都会德、法两国的语言,会英文或意大利文者亦比比皆是。德文及法文在强迫教育年限里为必修科,英文及意大利文为中学里的选修科。这是瑞士人的特点。一人说许多国话,在德法各国虽大学教授,其能德法文并英文都会的人不多见。里昂之Roman教授(编者注:Roman教授任教于里昂大学地质系,为地调所职员尹赞勋在欧洲求学时的老师,黄汲清初到欧洲时曾持尹赞勋介绍信拜访Roman教授,受到后者礼遇)即只会法文。从前从德国到中国的最有名的地质学者Gable教授,也完全不会说英文。在瑞士则不然,贩夫走卒,德法二文均能很流利地讲话。所以你如果到瑞士旅行,你说你的法国话,到处不会感困难的。因此之故,我在瑞士简直成了十足“老憨”,德国话说得蹩脚,Schweigs Denhrch完全不会,法文除了Bonjour Monsieur之外不知其他。如何不令人齿冷呢。我说他们一般的知识很高,可举两事作证。有一Drstaub 在Gymnasium里作公开地质学讲演,他讲得并不好,也并不驰名,但每次去听讲的人,总把讲堂挤得满满的。若在中国包你一个主顾也找不到。我的Pension 有一使女,年轻颇可动人,她现已走了,她才十六七岁,强迫教育已完,学了两年缝纫,现在公然业成,可以自己找饭吃。她说得很好的高等德文,并说好法文。那天我们Pension里买得有一个Bouquet,上面有几枝松枝,我把松针讲错了,我说是Blatter(叶),她说这不是叶是Nadel(针)。我说可以叫叶,在植物学上凡有Chlorophyll的部份都是叶。我Chlorophyll一字未说完时,她就接着说Chlorophyll (叶绿素)。你想一个小女孩子,公然记得这字,并懂得其意义!在中国的中学堂里这些东西固然亦要教的,但那一个学生不是考试一完,即全盘丢在九霄云外呢?

不过,由另一方面看来,他们的知识程度有时又真幼稚得可怜!他们对一般事物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简直太差。和我兄弟比起来,我敢大胆说,虽然差不了十倍,至少也要差两倍。这不止对一般的“the man in the street”而言,大学生亦包括在内。我每天在学校里要和许多大学生及博士见面,在Pension里吃饭的有五六位是大学生,这些人缺少世界眼光,这些人缺少公正的裁判力。例如,很多人向我说,在中国也下雪吗?这地方很冷,也下很多雪,这于你很觉不同,在你们那里自然气候很暖。这些话是不应该说的,这些问题是不应该问的。他们的意思好像说:人的面孔愈黑,他住的地方愈热。中国人黄色,所以他的地方比欧洲人热得多;非洲人黑色,所以他的地方又比中国热得多。殊不知我们的东三省及蒙古,比欧洲冷得多哩。他们对于中国的地理及历史的程度,考试起来,我只好给以0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他们大概都耳其名,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不出。黄河、扬子江之名,且有许多人说不出来。这种情形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不应有的。中国人(受过教育的)不晓得Rhone河及Po河是可原谅的,中国人不晓得莱因及Danube是不可原谅的。欧洲人不晓得辽河、淮河是可原谅的,欧洲人不晓得黄河、扬子江是不可原谅的。还有一点可以看出这些人理解力差的地方。我之来此为时很短,故地理方面颇不熟,虽然我对此十分努力,但我以为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有一次我见酒瓶上有Emmental一字,我就问什么地方叫Emmental,旁人就现出很不高兴的神气,说Emmental就在此处不远,出很好的酒,“你如何这都不晓得?”又如瑞士这小地方,不过中国琼州岛那么大,公然分为二十多个Cantar,每个Cantar俨然自成一国。而且Cantar之名又多与Capital之名不同,我这外国老憨一时那记得许多。然而因此在谈话的时候,往往使他们有万分不高兴的样子,这种人真应该请孔夫子老师来给他讲两年“恕”道或“shulogic”。假如我们中国人也用同样态度待外国人,试问我们中国的一千九百多县,那一外国人弄得清楚。这种地方并不是由于种族上的偏见,实由于他们全无世界眼光。有一次我说北平天津是如何如何时,有一女士说,Peking、Tientsin,我们在学校时也曾学过,学过是一回事,懂得不懂得又是一回事,我们脑子里根本即不想得一点对于东方的知识。他们的老师也本自己不晓得 Peking是在何方,出学堂后如何会不忘得干干净净呢?此即如中国学生未尝不曾听过Chlorophyll,但一出学校,即全忘之矣。

……

说到中国的事,我记得从前兄曾云,最要紧的,“人”的问题,当时我以为把“人”的问题看得太重,但现在看起来,觉得这话是很对的,我并且不久曾向人讲过,中国要得救只需要二十个真正好人,这二十人都要在社会上占重要位置,并且互相联络……青年的友中,不能说没有作我所谓好人的资格的人,但口讲是一事,作事是一事。谁敢保这些最高尚最可敬佩的青年们,一旦掌握政权,不为富贵所淫威武所屈了呢?至于我自己的话,我是想以自然科学终吾身的,所以我不但没有资格,也没有野心,去作那二十人中之一人。不过如果真有那样的人降生的话,我愿作彼不贰之臣,执鞭以随其后。

我写得太多了,但是我想你不至于见怪?并且我希望我们不时通信,讲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大家把信留下,将来读之,可以当我们自己思想发达史读也。

兄最近得有中国的特别消息否?弟除得翁所长一信外,其他朋友的回信一个也没到,虽然我曾经写了三十多封信回去,欧亚交通何其不便也。翁咏霓掌教育部一事,自接兄信后,弟曾与彼一信,曾提到此事,并希望彼郑重考虑,惟前日彼来信多言调查所情形,并讨论弟论文出版问题,似彼已决定不干已。

野外考察随笔

(一)我现在到的地方叫Tuterlaken,在Thuner sea与Brinzer sea两湖之间。这两天天气太好了,这次的旅行所以很如意,Thuner sea的景致十分佳丽,湖水澄清,微澜荡漾。四面是高山,山上的森林带着红而间绿的颜色。山巅的雪,映着日光,特别光辉可爱!湖的两岸,村落稀密不等。红顶的洋楼,高出云霄的教堂,告诉我们这是十足欧洲的色彩!湖上的房子以旅舍餐馆为最多,并大半都有设游泳地方及汽船码头……

南望亚尔卑斯山诸峰,白雪无垠,冰川百丈。“少妇峰”出类拔萃,矗立云表,俯瞰群峰!作美人弓一笑。弟耳“沙妇”(Jungfrau)之名人矣,今日望见之,倍觉亲热。他日有缘,必一登其危顶,与此万世不朽之美人一吻也!

今日下午,弟拟乘小汽船返Thun。尔时舟行湖上,左顾右盼,诸般美景,齐入眼帘,其乐当王侯不易也!

(二)弟今天又出来跑山了!我到的这地方叫作Del’emont(Delsberg),属于Cauton Bern之北区,但本地人都说法国话。这地方是在Jurd山中,Jurd即中名之侏罗,地质学上之侏罗纪即自此得名也。在外国作地质旅行,比在中国好了百倍。到处有好路走,到处有旅舍及饭馆。我们中国太落后了……

(注:信件原文曾刊于1934年第6/7期的《青年励志会会务季刊》,本文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丽娟整理节录其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科学报》 (2021-03-25 第8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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