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利群  未来论坛供图

■本报记者 李晨阳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骆利群的人生，可以用从“神童”到“名家”来概括。15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30岁成为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导师，之后又陆续当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工作，为理解人类脑功能和治疗脑疾病打下了重要基础。

近日，骆利群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谈了疫情之下高校师生的科研新常态，并分享了发现科学好问题的“三步法”。

《中国科学报》：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留学生或期望出国留学的研究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现在有哪些挑战。

骆利群：新冠疫情产生了很多“副作用”，科研人员的境遇也是其中一部分。

我感觉受到最大影响的群体是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在科学领域处于成长期，做实验出成果只是一部分，还需要跟其他科学家面对面地交流，学习很多新东西。但是受疫情影响，很多线下会议都取消了。就业也是一个问题。我有两名非常优秀的博士后，因为遇到疫情，去年在求职中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此外，还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去年，我们实验室本该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博士后，他已经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荣誉奖学金，但因为疫情，签证迟迟签不下来。

《中国科学报》：您刚才提到这位博士后的情况，在当下也是比较典型的。对这部分人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骆利群：对个人成长来说，有些损失很难完全弥补。像这位博士后，即使他不来斯坦福大学，我也可以远程指导他做哪些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偶然讨论中迸发的灵感，也少了一些发现创新的机遇。

但我知道现在中国的科学研究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我的一些中国学生在毕业后也优先选择回国工作。所以我相信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即便不来斯坦福大学也能遇到很好的机会。所以在现有的环境里，尽可能最大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表现出创造力。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看到，不管多么艰难的环境，各国科研人员依然在努力地继续前行。您和您身边的科研人员是怎样做的？

骆利群：大家都在适应中。

很有趣的是，疫情似乎对我们发论文没有影响，反而好像有一点促进作用。学校实验室关闭、实验被迫中断，大家来不了，在家没事干，总结一下之前实验已经取得的结果，发现已经足够写文章了，而且写得很好。我们实验室近期有3篇论文最后发表在很好的期刊上。

当实验被迫中断的时候，大家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问题。

我们也在用一些线上会议软件，这种软件开大会效果不好，但开小会还不错。比如一门12个人的小课，主要是一起读文献并讨论，我感觉比课堂效果好多了。

《中国科学报》：从这样的经历中，大家是否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骆利群：是的。尽管后来实验室开放了，但中间大约有一年时间，每天只能来做半天实验。怎么办呢？在实验室的半天要提高效率，在家的半天可以好好读文献、想问题、分析数据。长远来看，这种锻炼是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报》：疫情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空间上的“隔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合作，对此你们怎么应对？

骆利群：我觉得疫情对已经开展的合作影响不大，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影响了潜在的合作机会。很多合作是科学家面对面谈，甚至是在一些非正式谈话中聊出来的。现在就比较难实现。从今年8月开始，我又恢复了一些面谈会议。

《中国科学报》：请您跟年轻的科研人员分享一下，怎么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科研竞争？怎么跳出低质竞争的圈子，把科学的蛋糕做大？

骆利群：我觉得关键在于做创新的工作、做别人想不到的工作。如果整天跟着别人去做，100个人都做一件事情，你就得跟另外99个人竞争；但如果做的是开创性的东西，你看到的就不是竞争的压力了。

《中国科学报》：对大多数科研人员来说，如何寻找既有创新又有价值的科学问题？

骆利群：首先要了解领域。其次要知道在一切未知的部分里，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在近期获得解答。比如说100个“unknown”（未知）中，有10个你或许能在未来5至10年中找到答案。然后你就要思考，这10个“unknown”中，有哪一个问题被解决后，不仅对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并且可以拓宽我们对更多科学问题的认识。

这三步是一个通常的步骤。这里面有个权衡：容易解决的问题通常影响小一点，难解决的问题可能影响大一点，所以需要找那个“sweet spot（甜区，球拍或球棒的最佳击球点）”，在可行性和影响力中取最大公约数。这就需要你的洞察力。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骆利群：在刚刚走上科研道路这个阶段，年轻人会遇到很多琐碎的事情，我建议把主要精力用来思考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值得被解决，然后全力以赴。后续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要关注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