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畅斌

人老了，一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常常会涌入脑海，浮现眼前。今年11月19日，是我国著名探矿工程专家刘广志院士逝世7周年纪念日。回想起刘院士早年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不禁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我1953年从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探矿工程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位于江西萍乡的中南地质调查所第一勘探大队也即现在的901地质大队工作。由于长期在勘探一线摸爬滚打，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我发现，当时教科书制定的一些钻探规程与实际不符，亟须修订、更正。

1962年秋，地质部在湖南湘潭召开专题会议，研讨钻探工程有关规程编修问题，会议主持人就是时任地质部探矿工程司主任工程师的刘广志。参会代表除北京地质学院相关专家学者外，其他都是南方各省份地质勘探队的一线技术人员，我是江西省地质局推荐的参会代表。

会上，我结合钻探工作实践列举了现有钻探规程不合理的具体实例，重点讲了水泥封井操作规程与实际不符问题。那年我才27岁，年轻气盛，问题提得很尖锐。我刚讲完，刘广志就跑上讲台，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夸赞我讲得好。

后来我才知道，刘广志乃地矿系统赫赫有名的技术权威，早在1952年就翻译出版了《钻探机规格手册》，后又主持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部《岩心钻探规程》等著作，是新中国各类钻探操作规程的组织制定者。我没想到，自己提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冲着他去的。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刘广志不但没生气，还肯定我、鼓励我，并把一线技术人员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验写入修订后的钻探操作规程。

刘广志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国立西北工学院航空系、北洋大学矿冶系，历任玉门油田工程师，矿产地质勘探局钻探科科长，地质部探矿工程司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顾问等职，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新中国地质探矿工程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1923年出生，年长我12岁，是我亦师亦兄的上级领导，对我日后技术发展和学术成长影响极大。

参加湘潭会议后，刘广志对我格外关注、厚爱有加，地质部召开相关勘探技术学术会议，他都会点名让我参加。1963年，地质部探矿工程司下达课题“喀斯特地层钻进工艺”，下设“长江中下游铜矿区的钻进工艺与取心技术”“提高钻进坚硬岩层效率的途径”等9个专题，刘广志指名让我担任课题组副组长，负责其中4个专题的调研等工作。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深入中南地区一线地质队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汇总编写，历时一个半月完成课题，在总结国内外先进钻进技术基础上，系统解决了当时国内这方面存在的相关技术问题。

1964年，地质部采矿工程司下达课题“南方不稳定煤层钻进工艺和保证质量措施”，刘广志又一次指定我担任课题组副组长，负责前四章编写工作。那次，我和刘广志等同志在广州南方大厦同吃同住一个多月，有幸得到了他更多的耳提面命的指导和教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南方各省份勘探找寻大煤田，以期扭转“北煤南运”局面。在撰写第一章“南方煤田地质概况”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所谓找煤，首先这个地方必须有煤，你才能找到它！人类至今并没完全探明地球内部奥秘，地球在形成过程中各处的矿藏分布并不均等，比如，南非富藏钻石、中东盛产石油。同样，在中国，大的煤田主要分布在北方，南方很可能就不存在大的煤田，一定要花大力气去寻找，投入产出很可能并不划算。

我把这个想法跟刘广志汇报了，他认为我的观点很新颖，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一再提醒我，解决“北煤南运”问题很复杂，需要严谨的论证。

最后的成稿，我是这样解释为什么南方难以寻找到大煤田的：南方煤田的分布极为独特，有的矿藏形如藤上葫芦，有的类似胸前项链，钻机只有正好打到葫芦或串珠上，才可能找到这些大煤田。刘广志对我自创的这套“葫芦说”“串珠说”甚为满意，直夸我描述形象，解释到位。

1965年，我在参加地质部课题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南方不稳定煤层钻进的几个技术问题探讨》论文，被刘广志推荐在当年的全国探矿工程学术年会上宣读，获得好评。后来，我和同事又成功研发出65毫米小口径钻井取心工具，并发明了微型反循环钻探法。这两项技术革新成果都被刘广志推荐收入《钻探技术手册》，并在全国推广使用。

1971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我与妻子一同调入新成立的江西盐矿，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地质勘探队。刘广志闻讯，特意托人向我表达惋惜之意。其时，他作为“白专道路”典型已被发配到江西省峡江县水边公社坑西生产队劳动改造，但仍念念不忘我这个普通的基层技术人员。

如今，我已值耄耋之年，每每想起刘广志当年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就会思念不已、感恩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