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反叛》，刘永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定价：55元

■李尉博

技术往往被视为科学的应用，是实现目标的工具。然而，在当今社会人们发现，技术越来越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技术实体论”甚嚣尘上。

技术实体论认为，技术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负载着价值，有其自身发展的目标。这种观点往往演变为悲观的“技术失控论”或“技术宿命论”。因此，技术与科学、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主体之间的优先性关系发生了实际的翻转，这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者刘永谋所谓的“技术的反叛”。技术优先的年代，人类应该如何自处？这是他的著作《技术的反叛》所要讨论的问题。

高新科技不仅给人带来了方便，也给人带来了许多忧虑。比如，现在似乎人人都有“手机依赖症”，大街上到处是“低头族”。于是，有人将责任归咎于手机。而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刷不了健康宝，出门寸步难行，延伸出“技术拒绝”问题。再如，机器人伴侣出现之后，有人担心它对社会婚恋观造成冲击。

科幻作品热衷于幻想出一个完全被技术控制的世界，将未来社会勾勒为一架完整、严密、智能的大机器，被某个邪恶的政府或AI掌控着，而人或是成为这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或是干脆被消灭掉。有些人甚至认为当下也存在这种现象。

技术正在失控，而人类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可能，只能将技术当作某种必然性加以接受。

《技术的反叛》则反对这种技术失控论，主张一种“技术控制的选择论”。刘永谋认为，技术并不必然走向失控，但人们必须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能控制它。

晚上不睡觉刷手机，人们不怪自己自制力差，而怪手机太好用、太方便；面对当前社会恋爱难、结婚难的问题，人们不反思自己，而赖在AI伴侣身上，等等。

技术的应用给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人却不觉得自己对技术的使用存在问题，将一切问题都推给技术本身。这实际上是人在推脱自身责任，却忘了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既想要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又想轻易将技术驯服，世界上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事？人们必须学会在一定程度上舍弃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还要时时反省自己。

诚然，AI控制一切的极权社会不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防范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人们才更应该开动脑筋设计出制度来，防范技术带来的风险。如果人在面对技术时只有麻木，不想亲身参与技术的设计，以及防范技术风险的制度的设计，到头来自身利益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么难道不应该为他自己的麻木担责吗？

有意思的是，面对简单的技术，人们往往会倾向于工具论，如菜刀既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完全是人手中的工具；而面对复杂的技术，实体论就会占据主流，如互联网在诞生之初，就被人认为蕴含着某种民主的力量。

实际上，互联网的应用存在两种并行的趋势：一方面，有许多人指出，互联网像“圆形监狱”一样，可以将我们每个人的行为纳入监控与规训，有极权的性质；另一方面，网络上的舆情监督、匿名举报、信息披露等也很常见，展示出网络的民主的一面。

那么，人们之所以会认为有些技术是失控的，是不是因为对这些技术的了解不太全面、所设想出的它们的可能用途和可能设计不够丰富呢？同样是互联网，以前可以用来监控，现在也能用来监督。所以，不能将技术作为一种给定之物加以接受，而是要积极打开复杂技术的黑箱，为技术设计和技术使用方式的多元化贡献自己的想象力。

书中提出的“卢茜隐喻”，很能说明人类在当前技术时代的处境：当人类的祖先卢茜从树上下来、不做猿猴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所以人类的真实状况是既不知所来、亦不知所往的。

同样，人类也根本不知道技术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为了不让最坏的情况发生，人们必须与技术争胜：既不甘于拘泥现状，又不愿意未来陷入残忍甚至毁灭。前者需要人们积极地使用技术，后者需要人们鼓起勇气控制技术。

“技术的反叛”已成事实，现在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反叛的技术回到人类的控制中，为人类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如果控制技术意味着付出代价，意味着付出精力、脑力和便利，你还是否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