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标题：The burde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Asia from 1990 to 2023: an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期刊：Cardiac Research

作者：Yiding Zhuanga, Xuehua Hua, Lin Yanga, Yanlong Lia, Lingling Yua, Hui Gaob, Jinen Xic, Qingfeng Mad, Peng Yina

发表时间：23 July 2026

DOI：10.1097/re9.0000000000000027

微信链接：点击此处阅读微信文章

研究概况

心血管疾病仍是全球死亡和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承担着尤为沉重的心血管疾病负担。由于不同地区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卫生服务能力以及危险因素暴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亚洲心血管疾病负担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区域异质性。近期，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单位的研究团队，于Cardiac Research发表题为《The burde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Asia from 1990 to 2023: an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的文章。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3（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GBD 2023）数据，系统分析了1990-2023年中亚、东亚、高收入亚太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五个亚洲地区心血管疾病患病、死亡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国家、疾病亚型、年龄和性别人群的疾病负担。研究还通过Joinpoint回归和分解分析，评估心血管疾病负担的阶段性变化以及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流行病学变化对死亡人数增长的贡献，并系统分析了主要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归因负担及其长期变化。研究发现，过去30余年亚洲各地区心血管疾病年龄标化死亡率和DALY率总体下降，但患病率下降相对有限，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稳定或上升趋势。同时，各地区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中亚的年龄标化疾病负担最高，东亚的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南亚的DALYs总量最高，而高收入亚太地区的年龄标化负担最低。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仍是亚洲心血管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但不同地区的疾病谱和危险因素构成并不相同，提示亚洲心血管疾病防控需要从统一策略转向更加精细化、区域化的综合干预。

图1 亚洲GBD 2023心血管疾病负担概述

● 第一作者：庄一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通讯作者：殷鹏、马青峰

殷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青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 原文链接：

https://www.ovid.com/10.1097/re9.0000000000000027

● DOI：10.1097/re9.0000000000000027

● 引用格式：Zhuang Y, Hu X, Yang L, et al. The burde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Asia from 1990 to 2023: an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Cardiac Research. Published online July 28, 2026. doi:10.1097/re9.0000000000000027

1 背景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原因，在2023年，全球约有192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约占全部死亡的三分之一。尽管近年来心血管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技术不断进步，其总体负担仍在持续增加。人口规模扩大、人口老龄化，以及肥胖、烟草使用、血压升高和环境污染等可干预危险因素的长期暴露，共同推动了心血管疾病患病和死亡负担的增长。而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是全球心血管疾病负担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既往研究表明，亚洲心血管疾病死亡和DALYs已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然而，亚洲内部并非单一、均质的流行病学区域：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疾病谱、卫生服务能力和危险因素暴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心血管疾病负担的水平、变化速度和主要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

而与GBD 2021相比，GBD 2023纳入了更多生命登记系统、死因推断和人群调查数据，并进一步完善了新冠疫情期间死因误分类校正、年龄—性别特异性估计以及危险因素归因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总体疾病负担、长期变化趋势、疾病亚型、年龄和性别分布、人口学驱动因素及危险因素变迁等多个维度，对1990-2023年亚洲心血管疾病负担进行了系统更新，为识别各地区的重点防控问题和制定差异化干预策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2 正文

2.1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使用GBD 2023提供的标准化疾病负担估计数据，研究范围包括中亚、东亚、高收入亚太地区、南亚和东南亚，并进一步覆盖各次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年份、地区、国家、年龄和性别进行分层，主要评价指标包括患病人数及患病率、死亡人数及死亡率、DALYs及DALY率。研究共纳入12类心血管疾病，包括主动脉瘤、心房颤动和心房扑动、心肌病和心肌炎、心内膜炎、高血压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脏病、下肢外周动脉疾病、非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其他心血管和循环系统疾病、肺动脉高压、风湿性心脏病以及卒中。年龄标化率用于比较不同人口结构地区之间的疾病负担，所有估计值均报告95%不确定性区间。

除描述不同地区的疾病负担外，研究还应用Joinpoint回归识别1990-2023年变化趋势中的转折点，并计算各阶段的年度变化百分比。与此同时，采用Das Gupta分解方法，将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的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年龄别死亡率变化三个部分，以解释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但死亡人数仍持续增加的原因。在危险因素分析中，研究重点评估高收缩压、高空腹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体质指数等代谢、行为与环境因素对心血管疾病负担的归因比例。

2.2 亚洲心血管疾病总体负担持续沉重

1990-2023年，亚洲五个地区的心血管疾病年龄标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化DALY率均呈总体下降趋势，说明心血管疾病预防、诊疗和死亡风险控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年龄标化患病率并未同步、持续下降。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患病率在部分时期出现轻度上升或进入平台期，可能意味着随着心血管疾病患者生存时间延长以及人口持续老龄化，亚洲正在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心血管疾病存量人群，卫生体系面临的挑战也逐渐由急性死亡控制扩展到长期治疗、康复和慢病管理。

图2 1990-2023年亚洲五地区心血管疾病负担变化

2.3 年龄标化率下降与死亡人数增加并存

研究发现，虽然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心血管疾病年龄标化死亡率和DALY率明显下降，但不同国家的改善程度并不一致。高收入亚太国家总体降幅最为明显，而部分国家仍存在疾病负担下降缓慢、停滞甚至反向增长的现象。另外，尽管年龄标化死亡率整体下降，1990-2023年所有亚洲次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分解分析显示，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人数增量，超过了年龄别死亡率改善所减少的死亡人数。其中，东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的死亡人数增长主要由人口老龄化驱动。这一结果说明，仅关注年龄标化率可能低估卫生系统实际面临的服务压力，即使个体层面的心血管死亡风险不断下降，人口规模扩大和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仍会导致患者和死亡人数持续增长。

图3 亚洲各国心血管疾病负担变化

2.4 心血管疾病负担呈现显著区域差异

不同亚洲地区的心血管疾病负担水平差异明显。2023年，中亚的年龄标化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均为五个次区域中最高，分别为每10万人11642.4、400.7和8111.4。相比之下，高收入亚太地区的相应指标最低，分别为每10万人5694.6、74.6和1693.0。中亚与高收入亚太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了不同地区在危险因素控制、基层卫生服务、药物可及性和急性心血管救治能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平等。

中亚的高疾病负担尤其表现为缺血性心脏病占主导。2023年，缺血性心脏病约占中亚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的65.9%，其年龄标化患病率甚至高于其他次区域全部心血管疾病的总体患病率。高收缩压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长期维持较高归因比例，是中亚缺血性心脏病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危险因素。东南亚则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卒中负担。卒中在该地区心血管疾病死亡和DALYs中的贡献较高，可能与高盐饮食、血压控制不足、空气污染以及卒中急救体系和溶栓服务可及性有限等因素有关。因此，除了加强高血压长期管理外，东南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院前识别、急救转运和卒中中心救治体系。

图4 2023年亚洲不同地区心血管疾病亚型构成

2.5 心血管危险因素正在向代谢性因素集中

1990-2023年，亚洲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到2023年，代谢性危险因素已成为各次区域心血管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高收缩压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位居主要危险因素前列。高收缩压在亚洲各次区域均具有较高的心血管疾病归因比例，且过去30余年在多数地区下降并不明显，而高收入亚太地区是较为突出的例外，其高收缩压归因负担持续下降，女性下降尤其明显。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归因负担在中亚长期维持高水平，并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呈上升趋势，提示血脂异常正成为亚洲心血管疾病防控中日益重要的问题。

空气污染相关负担也呈现出结构性转变：随着清洁能源使用增加，固体燃料导致的家庭空气污染归因负担在多数地区明显下降。例如，东亚家庭空气污染的归因比例由1990年的27.18%下降至2023年的3.55%，危险因素排名由第2位降至第14位。与此同时，环境颗粒物污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23年已成为东亚第二位心血管危险因素，除高收入亚太地区外，环境空气污染在其他次区域均维持较高归因负担。

烟草使用则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归因负担明显高于女性。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男性中，1990-2023年烟草归因负担未出现明确下降，表明男性吸烟仍是亚洲心血管疾病防控中需要持续加强的重点。

图5 1990与2023年亚洲不同地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排名及归因比例变化

图6 1990-2023年亚洲不同地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归因比例变化

3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过去30余年亚洲心血管疾病年龄标化死亡率和DALY率取得了明显下降，但这一进展并未完全转化为绝对疾病负担的减轻。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使亚洲心血管疾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患病率稳定或上升也意味着越来越多患者需要长期接受药物治疗、随访管理和康复服务。

研究结果也提示，亚洲不同次区域的心血管疾病负担并不存在统一的流行病学模式。中亚以高负担的缺血性心脏病和持续存在的血压、血脂问题为主要特征；东南亚需要同时控制高血压及其他危险因素，并提高卒中急救服务能力；南亚仍面临风湿性心脏病、儿童心血管健康损失和代谢性危险因素叠加的多重挑战；东亚则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庞大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存量人群以及环境颗粒物污染；高收入亚太地区虽然总体负担较低，但退行性瓣膜病等老龄相关疾病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因此，未来亚洲心血管疾病防控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持续推进。

（1）加强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全程管理

应进一步扩大基层血压和血脂筛查覆盖范围，提高疾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并通过基本药物保障、长期处方和连续随访，减少因药物费用、卫生服务可及性不足和治疗依从性差造成的管理缺口。

（2）建立符合区域疾病谱的防控策略

中亚应优先强化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代谢性危险因素控制；东南亚应重点完善卒中院前识别、急救转运、溶栓和卒中中心网络；南亚应将风湿性心脏病、儿童感染相关心血管疾病和营养干预纳入综合防控体系。

（3）由死亡风险控制转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随着患者生存状况改善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心血管疾病管理应覆盖早期筛查、长期治疗、并发症预防、康复和功能维护，避免仅以死亡率下降作为评价防控成效的主要指标。

（4）同步控制代谢、环境和行为危险因素

除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外，还应通过减盐行动、健康膳食、体重管理、烟草控制和空气污染治理，降低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心血管风险。

本研究表明，亚洲心血管疾病防控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年龄标化死亡风险总体下降，但老龄化、慢性患病人群增加和危险因素转变正在产生新的卫生服务需求。只有根据不同地区的疾病谱、危险因素和卫生系统能力实施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才能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持续降低亚洲心血管疾病造成的健康损失。

第一作者

庄一鼎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在读博士研究生

庄一鼎，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群疾病负担、慢性病流行病学和健康大数据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作者

殷鹏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生命登记与死因监测室副主任

殷鹏，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生命登记与死因监测室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人群疾病负担测量、环境与健康及基于大规模老年队列的健康老龄化研究。近年来主持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The Lancet、BMJ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马青峰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马青峰，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医务处副处长。组织建立了宣武医院急性缺血性卒中绿色通道，负责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溶栓管理及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四大慢病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委等缺血性脑血管病相关研究课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Lancet Public Health、JAMA Neurology、Neurology、Stroke等杂志发表SCI论文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