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泽源有一串很有竞争力的履历：14岁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研究生参与中国第一代中微子实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毕业后参与更大规模的第二代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人送外号“于大神”；最近，作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又入选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基础研究创新学者”计划，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之一。

但坐在记者面前的于泽源，看起来不像个争强好胜的人。他坦率地说自己并不热衷于跟别人比名次。在他的人生观念里，如果遇到自身实在逾越不了的边界，不必过分强求，过得开心点同样重要。这难免让人好奇：这位处处亮眼的青年科研人，是靠什么一路走下来的？

正在做报告的于泽源。受访者供图

一个少年的自然生长

于泽源对物理的兴趣，是自然生长的。

八九岁时，他不经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科普片——《从粒子到宇宙》。科普片的画面从极大的宇宙、星系一路拆解到极小的夸克、轻子。“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于泽源想。在他更小的时候，父母每年夏天会把他送回山东临沂老家。躺在老家院子里看星星时，他就好奇过“星星是什么”，科普片把他散落的困惑串了起来，让他觉得“很震撼”。

他14岁读大学，也不是刻意规划的。

于泽源的父母都是老师，母亲教数学，父亲教语文。由于工作太忙，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法简单到近乎“无为”。于泽源4岁多就跟着父母去上班，父母工作时，他就被“扔”进学校的图书馆，靠读书来打发时间。5岁半，他被父母送进小学。五年制的小学读完后，刚上初中的于泽源又因为成绩优秀，参与了“两年读完初中”的试点改革。如此一来，于泽源12岁就开始读高中。高二时，于泽源听说中国科大少年班招生，便报名试了试，结果考中了，高中老师劝他来年冲刺清华、北大，于泽源想了想，觉得自己“不想再受高三的折磨”。

就连他进入高能物理领域，也在规划之外。

2004年，14岁的于泽源进入科大少年班。第一年，学校不分专业，他常和同学一起打游戏，还曾被辅导员从“网吧”揪回学校，成绩“不算好，也不至于挂科”。第二年细分专业时，班里大部分人选物理，他也选了物理。第三年细分研究方向时，于泽源坦言自己因为“大学数学没学会”，避开“理论物理”，选了“等离子体物理”，交完表后，他偶然得知还有“高能物理”方向，而且这个方向研究的是粒子，与他从小感兴趣的问题有关，于是，立马找班主任拿回表格，重新填了“高能物理”。

真正让他立志要做高能物理的，是大学三年级的一次研讨课。当时，学校请来高能所研究员王贻芳，讲刚开始动工建设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于泽源心里生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只觉得“这个研究不闹腾、很安静，可以真正研究点儿人类不知道的事”。

自打有了这个感觉，过去那个不争的、被推着走的少年，慢慢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把细节抠到极致”

2007年，于泽源大学三年级结束。在中国科学院和中科大“所系结合”的支持下，他来到高能所研究员杨长根团队做暑期实习，参与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预研和建设工作。那是中国的第一代中微子实验。

实习第一天，他接到的任务是“给铜皮抠胶”。实验项目为了节约成本，旧铜皮要回收，用来做探测器的读出电子学系统，上面残留的胶要一点点抠干净。

“好不容易有个实习机会，结果来抠胶。”回忆起这件事时，于泽源笑了笑，“但我转念一想，这个实验是要测一个人类不知道的东西，为了这样的目标，从拧螺丝钉干起也值得。”

抠完胶后一个多月，探测器搭好，测出了宇宙线缪子通量，于泽源开心极了。那次实习经历成了于泽源最关键的“入门课”。指导老师杨长根教给他的不只是高能物理的技术知识，还有“把细节抠到极致”的理念。

“探测器不会骗你，你不好好对它，它就会给你一个你绝对不想看到的后果。”杨长根常说。

这让于泽源觉得这是一个干事业的团队，也因此感觉心里踏实。从中国科大毕业后，他被保送到高能所读研，正式参与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也正是这种死抠细节的风格，让于泽源在做研究生时，就有了和国际同行争执的胆量。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是当时中国牵头的基础科学国际合作项目。有一次，于泽源做数据分析时，发现国际同行团队的刻度系统有问题。然而，在合作组会上，对方一口咬定“是你们探测器做得不好”。于泽源也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探测器没问题，是你们的发光二极管出了问题，导致探测器接收到的刻度信号不准。”“吵”完之后，对方团队主动更换设备、重新验证，结果和于泽源的预期一样，数据准了，中方探测器确实没问题。

“做实验物理，一切以探测器和数据说话，没有谁绝对对，谁绝对错。数据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于泽源说。

2012年3月，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首次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即混合角θ13不为零，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博士尚未毕业的于泽源是作者之一，也以此共同获得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晨光杯”优秀论文特别奖。

毕业后，于泽源选择留在高能所，继续做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数据分析，不断提高θ13测量精度。直到该实验在2020年退役，他又转入江门中微子实验，成为系统调试运行的负责人。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体量是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的近百倍，工程难度也大了很多，建设期长达十多年。也正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建设调试过程中，于泽源得了“大神”之名。

于泽源（右二）和团队成员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现场。受访者供图

“大神”于泽源

2025年8月22日中午，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于泽源召集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团队的线上讨论会。此时，在江门地下700米深处，接近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以下简称液闪）已灌进直径35.4米的有机玻璃球。

“水液分界面现在应该接近负17.3米，地下要加强注意。”通过刻度系统和探测器模拟系统提供的数据，于泽源推断，当晚10点左右，液闪会灌满整个有机玻璃球。

“会这么快吗？”有人反问，对于液闪灌满的时间节点，大家心里打鼓。

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第二代中微子实验研究装置。里面的巨型有机玻璃球，被泡在4万吨超纯水里，球里装着2万吨液闪。液闪是一种无色透明却能让中微子显露痕迹的荧光液体，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洗手液、洗衣液里的主要成分，比水轻，用紫外灯一照会呈蓝色。

灌注时，他们先把球内外灌满超纯水，再从球的上端灌注液闪，从下端置换出水。这一过程中，探测器被密封在地下，没人能直接看到它。在“盲灌”的情况下，预测的误差范围大约在几天。

现场工作人员听到于泽源的推断后，从傍晚开始就守在有机玻璃球液体流出的位置。晚上10点刚过，被紫外灯照射的废液桶里，显出了一缕蓝色，大家大喊：“出来了！出来了！”

这一刻意味着这个庞然巨物般的装置闯过了工程建设的最后一关。现场工作人员把液闪出来的消息发到微信群，群里瞬间“炸”了，满屏尽是表情包——烟花、鼓掌、玫瑰花、大拇指……微信记录显示“8月22日22：12”。

“神了！”有人感慨，这个时间与于泽源预判的时间只差了12分钟。这件事让于泽源有了个外号——“于大神”。他之所以能预判准，靠的是对探测器各系统的了解。

灌注结束后的第二天，于泽源就从北京赶到了实验现场。听到同事叫他“于大神”，他一边笑着摇头一边说“运气，运气”。那晚，江门现场史无前例地开了一场庆祝晚宴，地点在食堂。杯子蛋糕、蛋挞、水果、红酒、可乐摆了满满一长桌。

对于很多建设参与者来说，这是过去十多年里从未有过的轻松一刻。不过，“于大神”匆匆吃了几口就离开了，对于他来说，最紧张的时刻刚刚开始。他要带着调试运行团队做调试和运行准备工作，留给他们的时间不足4天。

回想起那几乎不眠不休的4天，于泽源感慨，“各种系统的问题统一爆发”，“整个人累麻了，感受不到什么压力和痛苦”。但任务还是完成了。2025年8月26日上午8点，探测器正式转入物理运行，工程现场举办了从工程建设转为物理取数的仪式，全国各大媒体也同步发布消息——“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取数”。

调试结束后，于泽源又将工作重心转向物理分析。2025年11月底，江门中微子实验团队仅用59天有效数据，便刷新中微子振荡参数精度世界纪录，超越国际其他实验数十年积累的结果，中微子振荡精确测量的新时代由此开启。于泽源是反应堆中微子物理分析团队的共同负责人。

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于泽源。倪思洁摄

如今，江门中微子实验已稳定高效运行，探测器各项指标达到要求，取数效率超过98%，物理取数达到了95%的目标。

于泽源说，最近，他们发现了中微子质量顺序倾向于正序的迹象；未来计划将这一发现的置信度，从2.1倍标准偏差（等效于98%置信度）提升至3到4倍标准偏差；在再远一点的未来，他们还要升级这个庞大的装置，用来做另一件中微子物理前沿研究——双贝塔衰变实验。

正因为这些未来，于泽源觉得，他现在做的，“是值得用一辈子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