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上海站采访活动走进中国科学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交叉中心”）。六七十位媒体记者齐聚实验室走廊，打破了该中心主任袁钧瑛低调的治学日常。

一个多星期前，中心工作人员黄敏急得眉头紧锁，一路冲进办公室：“袁老师，不是一两个记者，是六七十个记者，怎么办？”

黄敏的紧张并非没有缘由：袁钧瑛极少在公众视野中露面。她更习惯把时间留给实验室、文献和学生。“做科研跟修行差不多，需要一种平静的状态。”在袁钧瑛看来，科学家如果“太激动或者太伤心，都不是好事儿”。她甚至交代身边人：“谁在网上看到与我相关的内容，千万不要点进去。”

但这一次，她应下了这场集体采访。因为她觉得，交叉中心探索多年的一些经验，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7月6日，袁钧瑛在交叉中心接受媒体采访。樊晓丽摄

撬开细胞死亡的基因开关

如果把大脑比作一座精密运转的城市，神经细胞就是最不可或缺的居民。每年，全球数千万人因神经细胞异常死亡而失去记忆、行动能力，甚至生命。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渐冻症……这些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共同的科学谜题：细胞为什么会死？

为了解开这道谜题，袁钧瑛已深耕四十多年。

1976年，袁钧瑛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棉纺厂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她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后又获全额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深造，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学生之一。

在哈佛求学期间，一个疑问始终困扰着她：细胞死亡到底由什么调控？彼时全球科研赛道几乎扎堆“延长细胞寿命”，研究细胞死亡属于不折不扣的冷门。有教授当场反问：“你不去关心活着的细胞，研究死亡的细胞干什么？”

袁钧瑛没有动摇，她相信：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她要找到那个控制细胞死亡的“开关”。

哈佛没有专门研究细胞死亡的实验室，她就辗转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师从罗伯特·霍维茨教授。初入实验室，她埋头摸索半年，竟发现实验方向完全跑偏。旁人替她惋惜，她却十分豁达：“错了就错了，没关系，我喜欢科研的这个过程。”

沉下心反复试错后，1989年，袁钧瑛成功发现全球首个调控细胞死亡的线虫基因。2002年，为她的导师霍维茨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做出了重大贡献。

得知获奖消息时，袁钧瑛正在一位德国同事的办公室。对方笑着道贺，她愣了一下。同事说：“我老板也得了诺奖，但工作是我做的。听说你也是。”袁钧瑛只是淡然一笑，事后开玩笑说：“我当年太着急了，把事情做得太快了一点。”

32岁那年，她在哈佛建起独立实验室，开始跟教科书上的定论叫板。当时学界公认“细胞坏死”是不可控的意外，她偏不信，硬是从看似无序的坏死过程里，揪出一套精密的调控通路。2005年，她首次提出“程序性坏死”（Necroptosis）概念，并亲手造出这个英文单词，把新机制写进了学术词典。

这一发现，直接为渐冻症、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点亮了曙光。如今，全球二十余家药企正围绕她发现的受体相互作用丝氨酸/苏氨酸激酶1（RIPK1）靶点布局新药。

但袁钧瑛没有停步。她清楚地意识到，要攻克像阿尔茨海默病这样复杂的疾病，还需要生物学家理解化学，需要化学家理解临床，需要AI专家理解蛋白质结构，让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发力。

这也是她2020年全职回国的原因：她要搭一个台，让不同领域的顶尖大脑在这里碰撞，继续撬开生命深处的未知开关。

搭建深度交叉合作平台

“每个科学家都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得到最高的显示度。要让这群人真正合作，很不容易。”袁钧瑛深知，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不能靠喊口号，必须靠机制。

2012年，在上海市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交叉中心在上海成立。从招聘筹备的第一天起，交叉中心就定下规矩：不看传统的“帽子”，只围绕核心科学问题，精准引进互补型学者。

交叉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在工作。樊晓丽摄

袁钧瑛介绍，交叉中心聚焦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因此，在筛选人员时，会侧重选择细胞机制、蛋白结构、药物筛选、早期诊断等领域的专业人员。“不一定非要在CNS(Cell, Science, Nature)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袁钧瑛补充说，比起论文，交叉中心更看重候选人员是否在相关行业的顶级实验室里得到训练，是否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工作，能够找到对的方向，愿意做出非凡的努力，以及是否跟交叉中心的研究方向匹配。

为了更好地让科研人员安心科研，交叉中心赋予了科研人员充分的自主权，实施“长周期支持+高度交叉合作”机制，鼓励科学家在5到10年的周期内“坐冷板凳”。

交叉中心突触与脑疾病课题组组长陈椰林2015年来到了这里。那时，他刚刚从美国基因泰克生物技术公司辞职回国。“我到这里有一种‘入定的状态’，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管，只聚焦几个关键问题，安心深耕。”他说。

袁钧瑛结合哈佛大学医学院先进经验及交叉中心实际情况，设置了具有特色的PI Chalk Talk制度：每两周开展一次，所有PI（研究员/课题组长）均需参加，每个PI每年主讲一次，轮流交流未发表的工作，袁钧瑛全程参与并提出建议。

“我是做神经生物学的，能够发现抗抑郁药的关键靶点，但不会做小分子。恰好，交叉中心里有药化专家朱继东研究员，他们可以做小分子给我测试。我没他不行，他没我也不行。”陈椰林介绍。

实际上，这种“配对合作”在交叉中心十分常见。据统计，交叉中心通讯作者论文中，超过30%是内部跨团队协同攻关的成果。

交叉中心研究员周界文，正是在这种高频碰撞中找到了灵感。他长期从事跨膜受体结构与信号转导机制研究，在开发TNFR2纳米抗体激动剂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传统药物设计的局限。在“Chalk Talk”上与袁钧瑛团队频繁交流、深入讨论，最终合作开发出原子互作生成模型Void-X，并发展出AI驱动的药物设计平台。“袁老师搭了一个台，让做物理、做化学、做生物、做临床的人，能真正对话。”周界文说。

跨越“死亡之谷”

搭好了台，最终是为了过桥。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横亘着一条著名的“死亡之谷”。袁钧瑛对转化的关注近乎本能。她在哈佛期间就曾深度参与RIPK1抑制剂的临床推进，深知从分子到成药有多艰难。

“前几天，我听说一位很熟悉的同事得了罕见病。”袁钧瑛回忆起这件事，语气沉重，“当你熟悉的人患上罕见病，这个病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词了。你看到这个病把一个非常聪明、优秀的科学家变成了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你的工作有多重要。”

正是这种切肤之痛，驱动着交叉中心的转化链条加速运转。中心自建立之日起，就把“如何过桥”写进顶层设计，与国内多个顶尖医院搭建长效合作机制，系统开展成果临床验证。

研究员刘聪对此感触最深。2013年加入中心时，他选择了一条极其“高危”的路：死磕帕金森病核心致病蛋白。袁钧瑛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的目标不只是解析一个病理蛋白结构，而是发展临床可用的诊断与治疗新方法。”

在中心长周期稳定支持下，刘聪团队埋头十余年，联合内部化学团队，从零研发出国际首创的“氟-18标记FD4”示踪剂。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首次实现帕金森病的活体可视化，将诊断窗口前移5至10年。2026年，该示踪剂接连获得美国食药监局和中国国家药监局的临床试验许可，目前在国内正式迈入临床Ι期。

另一边，陈椰林团队在发现抗抑郁新靶点后，也迅速创立企业，全力推进无致幻副作用的快速抗抑郁新药研发，目前同样已进入临床一期。

从发现一个靶点，到孵化出申生元医药、思努赛生物等5家估值过亿的原创新药企业，这群科学家硬生生在“死亡之谷”上，蹚出了一条“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临床转化”的生路。

一个以“细胞死亡”为起点的基础研究，正在延伸出诊断、药物、AI设计、临床转化的完整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