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北京的植物绿得正浓。这天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的百岁诞辰。大家围坐在一起，追忆往事。

王文采是我国发表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他习惯了“隐身”，两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孙女也不知道；当选院士后，他甚至提出拿掉“帽子”；右眼失明十年，助手都未曾察觉。他也会“站出来”，一为人才，二为植物学事业。为培养特殊人才李振宇，他四处求人；为建设国家植物园，他两次联名“上书”中央。

2022年11月16日，96岁的王文采走了。有人这样评价他——温润如良玉，纯粹如金刚。

王文采   植物所供图

被看见

王文采的一生，本不打算被记录。

2006年，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参与编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所志。彼时，当代科学史家樊洪业正主编“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希望胡宗刚承担其中一本。

胡宗刚就近选了王文采。王文采却说，自己一生平淡，没有什么可写。在世的中国植物学家中，还有更值得被记录的人。

胡宗刚换了个说法：通过先生了解中国植物分类学历史，为中国科学史积累史料，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树碑立传。反复劝说后，才有了《王文采口述自传》。

1926年出生的王文采，身上留下多个时代的烙印——幼年丧父，战乱流离，运动冲击，家庭变故。他讲述这些时语调平静，唯独提到胡先骕时声音哽咽，眼含泪水。

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生物系。194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

胡先骕兼任北师大教授，并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所前身）的复员工作。经助手推荐，胡先骕找到王文采，请他帮忙编写《中国植物图鉴》，之后还介绍他前往植物所工作。

正是这双手把王文采推入了植物分类学的殿堂。“我简直是太感激他了。”王文采说。他总把老先生对自己不考查就委以重任归因于“天真”。

参与编写《胡先骕全集》的胡宗刚并不这么认为，胡先骕善于识人，在这之前就曾选出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等青年人才。在胡宗刚看来，这种提携背后也是一种惺惺相惜。“他们都是幼年丧父，由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

进入植物所后，王文采立即投身野外标本采集工作，足迹遍及广西、江西、云南、四川等地。

1958年，王文采在西双版纳勐腊染上恶性疟疾，危在旦夕。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的4名年轻人共献出1600毫升血，才把他从死亡线拉了回来。

劫后余生的王文采把毕生精力投入植物分类事业，牵头组织编写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他也是《中国植物志》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凭借这两项工作，王文采于1987年和2009年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文采却从不主动向人提及这些荣誉，包括家人。他总是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2018年4月，民盟中国科学院委员会邀请王文采写了一篇关于两次获奖的回忆文章。近4000字的文章梳理了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脉络、获奖项目的编纂始末，历数了前辈的奠基之功。对自己的角色，他只写了两句话：一句说自己是植物图鉴工作的负责人，一句说自己在植物志里承担毛茛科、荨麻科、苦苣苔科、唇形科、紫草科的编写。

通篇之意不言自明——这些成果建立在老一辈科学家打下的重要基础上，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取得的。“他一直就是这么谦逊。”民盟中国科学院委员会秘书长钱越英说。

钱越英还记得2010年去王文采家中慰问的情景。一行人刚出电梯，就看见老先生站在门口等候，胸前挂着放大镜，精神矍铄，十分和蔼。讲起往事，他不提个人成绩，说得最多的是前辈的提携、救过自己命的年轻人，还有野外的植物。

看见更多人

植物所内外，得到王文采指导、帮助的人实在太多。

1955年，20岁复转军人武素功随队参加云南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面对这位植物学的“门外汉”，王文采总是耐心指导。3年后，王文采染上恶性疟疾，为他献血的就有武素功。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得。

几十年来，两人书信不断。武素功的妻子、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方瑞征说：“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武素功去世，一直得到王先生的教益。”

王文采去世时，90岁的方瑞征工整地写下两大页悼念函：“他一生淡泊名利，唯做学问为他人铺路……同事、学生，无论远近，无论学识高低，他从不轻视别人，一视同仁，坦率诚恳帮与教。”

虽然到1980年才正式招收研究生，但在这之前，胡先骕、钱崇澍、秦仁昌等老先生无法亲自指导的学生都会请王文采带。他是植物所最早的“小先生”。钱崇澍的学生陈家瑞只比王文采小9岁，却称他像慈父。

王文采去世当晚，87岁的陈家瑞彻夜未眠。当年两人的办公桌挨在一起，王文采教自己英语、拉丁文，教自己解剖花的结构、画图……

一次，陈家瑞研究水麻，发现钱崇澍发表的两个变种没有什么区别，需要归并，但又怕得罪老师。王文采得知后非常高兴，鼓励他向钱崇澍汇报。钱崇澍非但没有生气，还表扬了这个年轻人。

1963年夏天，在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作学术报告时，王文采鼓励初出茅庐的陈家瑞上台介绍荨麻科。考察队翻越折多山，过悬崖时，他紧紧拉着这个年轻人的手往前走。

那天夜里，这些画面在陈家瑞脑中一遍遍浮现，“王先生是我一生忘不掉的好老师”。

王文采从胡先骕那里传承下来的，除了学问，还有识人的眼光。

20世纪70年代，福建建宁县农机厂工人李振宇常寄来标本请求鉴定。一个只念过初中的年轻人，却能凭残缺的标本准确鉴定到属。王文采意识到这是棵好苗子，立即向上汇报。

经过严格考查，李振宇被正式调入植物所。找住所、办手续，王文采事无巨细，帮着张罗。为了把李振宇送到大学补习专业课，他还答应去首都师范大学义务教学。后来，李振宇成长为植物分类学的中坚力量。

国家植物园北园研究员马金双记得，刚来北京读博士时，投给《植物分类学报》的文章被审稿人拒稿。时任主编王文采看到文章的价值，亲自审稿，鼓励发表。这个发表的新物种被业界接受，后来又被列入国家保护植物。

2000年，马金双编写《东亚高等植物分类学文献概览》和《中国植物分类学纪事》，请王文采指导。他看完主动要求增补内容，并为两本书写序。

2001年，75岁的王文采仍在植物所授课。陈文俐在博士论文关键阶段，导师突然去世。察觉到学生的焦灼，王文采格外关爱他并鼓励他。

陈文俐至今记得，老先生拿到博士论文后很快就看完了，还把自己叫到家里。在那间墙壁都脱了皮的客厅，他认真递来20多页的手改意见，工整小楷，密密麻麻。

“20余年来，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灯塔。多少次的徘徊，都因恩师榜样的力量选择再次振羽前行！”陈文俐说。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齐耀东眼中，王文采待人谦逊和蔼，任何时候不以资历和身份俯视他人。他治学严谨，坚持文责自负，不为不熟悉的类群文章挂名背书。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齐耀东立身处世的标准。

王文采是公认的“大先生”，却总称其他人为“先生”，甚至包括20多岁的晚辈。许多人回忆他与人交往的细节时，都用了同一个词——毕恭毕敬。

为植物学事业站出来

王文采这一生，发表了28个新属、1370个新种，是我国发表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但自己却习惯了“隐身”。

1993年，王文采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消息传来，他先是皱了眉，担心占用研究时间。后来会议多了，他还问当领导的弟子，能不能把“帽子”拿掉。弟子明白，他并非轻视这份荣誉，只是怕担不起这份责任。

他很少出席公开场合，但并非与世隔绝。2013年，《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的总结会在北京召开。87岁的王文采欣然前往，想见见那些共同奋战的老朋友。合影时，他默默站到最后一排，被大家发现后，硬是被请到前排。

对待病痛，他更是沉默。右眼失明十年，连助手都不曾告知，仅靠一只视力日渐模糊的眼睛写下百万字的论文著作。他先后罹患4种癌症，却很少去医院，唯独对一种治疗眼疾的针剂很关注，因为他放不下那些标本。

名利生死面前，他如一片叶子，落地无声。植物学事业上，他是一片山林，风过时万木齐鸣。

建设国家植物园承载着几代人的夙愿。胡先骕早在1925年就于美国哈佛大学立下宏愿——建立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又于1944年正式提交“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

1954年，植物所1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提出“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座像苏联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195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北京植物园。

2003年12月26日，侯仁之、陈俊愉、王文采等10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关于恢复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2008年12月，3位院士再次联名给中央写信，继续推动北京国家植物园的建设，其中又有王文采。

2022年4月18日，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

年过八旬的张佐双16岁就进入北京植物园工作，当了16年园长，一生奉献给此地。“国家植物园建设是几代人的梦想。王先生两次给中央写信，我们深深地感谢他！”张佐双动情地说。

如今，游客常在植物园樱桃沟的水杉亭驻足，亭侧岩壁上刻着胡先骕的《水杉歌》。

1946年，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合发现水杉，轰动世界。他曾向教育部提议建立“水杉国家公园”，未能实现。半个多世纪后，王文采领衔给北京市政府写报告，提议建亭刻诗。

2003年，亭子落成。剪彩那天，北京市原市长焦若愚站在王文采身边，听他拿着喇叭向大家讲述水杉的发现和意义。焦若愚说：“这是真正的科学家。”

王文采走后，很多人说“世上再无王文采”。“先生之后无先生？先生精神常在！”胡宗刚在追忆尾声说了一句话。

屋内安静下来，一阵风穿过树林，沙沙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