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清华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全球变局下的亚洲高等教育”论坛上，国际著名教育学家、英国牛津大学高等教育学荣休教授西蒙·马金森作了题为《东亚高等教育与全球秩序》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全球秩序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多边合作架构遭到系统性破坏，西方多国高等教育经费遭削减，国际学术交流持续面临阻碍。与西方高等教育的相对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高等教育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众多高校稳步迈入世界一流行列，东亚正逐步从全球高等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引领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崭新力量。

该主旨演讲在国内高等教育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其判断也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高度吻合。近年来，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正面临严峻考验。反观我国，自20世纪末启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阶梯式增长，还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这种跨越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改善和科研经费的增长上，更体现为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

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与我们持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并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密不可分。然而，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我们仍面临多重挑战，例如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平衡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如何提升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及如何弥合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求解。

首先，要有走向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的决心与信心。可能有些读者会认为决心与信心无关紧要，但熟悉高等教育史和科技史的人知道，在20世纪，爱因斯坦就发表过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缺乏科学元素的观点。国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也说过：“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究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也。”可见，我国高等教育要成为引领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股崭新力量，首先要破除“中华传统文化底气不足”的心魔。我们应当树立起坚定的自信——中华文明完全有能力为全球高等教育提供广阔的中心舞台。

其次，高等教育仍需持续投入。进入领跑尤其进入“无人区”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均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可以借鉴的经验与道路更加缺乏，试错成本增加。若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撑，创新人才的培养和颠覆式创新将缺乏“养料”，导致成才与成功的概率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存在一流高校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整体教育生态，制约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因此，我们应在保持对发达地区现有投入的前提下，加大对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让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能够有更多经费、更多机会吸引高水平的师资，进而促进高等教育的高水平发展。

再次，坚定扩大开放交流。我国高等教育要想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中心”，一个重要前提是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高水平师资与学生。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留学生来华留学能够显著提高我国的创新水平。因此，我们扩大留学生的规模和外籍教师的规模并不是为指标而指标、为排名而排名，而是真的需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开放交流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杠杆。

最后，务必加强自主体系建设。马金森在演讲中指出，虽然东亚高等教育在高歌猛进，但现阶段仍沿用西方的组织模式、语言与知识体系。这一判断既客观又深刻，提醒我们中国高等教育要想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引擎，必须在高等教育的制度、理论、道路与范式上作出自己独有的创新与贡献。这一创新既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溯源发掘，也需要从我们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之路中提炼升华。

总之，我深信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更加璀璨。我们需要这样的决心，持续加强投入与开放，更要自信地萃取本土文明精华，重构全球高等教育话语权，点亮全球高等教育版图中的东方坐标。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