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植物科考界，吴征镒有个广为流传的可爱雅号：“摔跤冠军”。

他天生平足，进山考察时，眼里、心里只有遍地草木，常常只顾着低头观察植物形态、辨识物种特征，全然忽略脚下崎岖泥泞的山路，在西南密林、喀斯特山地中屡屡摔倒。

对于大家送他的雅号，吴征镒满不在乎，笑着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发现新种呢！”

1963年，吴征镒与同事在云南文山西畴考察时，在密林中又摔了一跤。

“我还以为他怎么了，正想去拉他。却见他左顾右盼，突然看见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细查看，认出是锡杖兰。他欣喜地叫着大家：‘快看快看，这里有棵植物，是中国的新纪录。’”同行的周俊回忆道。

这个摔出来的“重大发现”，多年来一直是同事们口耳相传的佳话。

除了“摔跤冠军”，吴征镒还是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1979年，他到英国考察。英国邱园（Kew Garden）有一批清朝时期英国驻华公使在中国采集的植物标本，一直未能鉴定，趁机邀请吴征镒帮忙鉴定。他用放大镜观察后，流利地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科属种、地理分布、文献记录、资源开发意义等详细信息，现场英国专家赞叹不已。

从此，“中国植物的活词典”这个称号在国际植物学界传开了。

所谓过目不忘，从来不是天赋，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

1933年，吴征镒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植物学时，父亲问他：“你学这个有什么用？”

那时的他回答不了父亲的问题，只因对花草最纯粹的喜爱，从此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植物科学研究。

1937年，抗战开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随后又被迫迁往昆明，吴征镒跟随老师李继侗从长沙徒步前往昆明。

虽然一路艰苦，但吴征镒依然十分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同李师、毛应斗先生于晨曦中步行。红梅初放，绿柳吐芽，菜花蚕豆亦满田灿烂。”

从1939年起，吴征镒在昆明的茅草房里，用破木箱和洋油桶搭建了一间标本室。历时10年，他系统整理出3万多张植物卡片，每一张卡片上，都用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详尽记录着每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发表时间、发现者、标本编号等信息。

这3万多张植物卡片，正是后来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基础资料。

2004年，历时45年，前后4代科学家接力编纂的《中国植物志》问世，全套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编研任务，是由吴征镒任主编期间完成。

这套80卷126册、5000多万字的巨著，为中国植物建立了“户口簿”。

在《中国植物志》编研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吴征镒激动地说：“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

2008年1月，凭借对植物学研究的杰出贡献，92岁的吴征镒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父亲曾经问我，学植物有什么用？当时我答不出来，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数十年躬耕求索，答案早已写在漫漫科研路上。正如他在《九十自述》中所言：“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